周瑟瑟（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雾年读诗，心境是复杂的。
2013年是一个雾年。在小时候，雾是美的，我时常陷入对刚上学那会儿的回忆，清晨我背着布书包，穿过山林，松针上的雨水滴在脸上清凉又酥痒。浓雾绵延好几里，鸟鸣从乳白色的雾里浮起，这情境现在还让我陶醉。
陷入雾年与陶醉在童年回忆里，都必须脱身而出，读诗与写诗成了我的必修功课。对于2013年中国诗歌，我想有一个层面可以重视，即诗歌生成与传播的方式与变化。如果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客观呈现这种方式与变化，就抓住了当下诗歌的七寸了，即从微博、博客、诗人微信、QQ诗群、诗歌网站、网刊、综合文学期刊、诗歌期刊、诗歌民刊、诗歌同仁刊物、年度诗集出版、年度诗歌奖项、年度诗人推荐、年度诗歌主题活动、年度逝去诗人、年度小说家的诗、重要诗人个案的突破等多视角来看2013年中国诗歌就比较全面了，且能直接把当下诗歌的真实面貌反映出来。
世界总是在变化，诗歌的进步从没停止，少数有创造力的诗人一直在向前猛冲。2013年度诗歌最大的变化除了有哪些?我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归纳。微博、博客、诗人微信、QQ诗群、诗歌网站、网刊新载体层出不穷外，我还想以诗人与诗歌文本的个案来重点谈谈2013年中国诗歌的新突破，以及中国复兴的可能。
新的诗歌流派的诞生预示着中国诗歌经过百年的沉淀后有了新的开始，其中新楚骚诗派创始人柳忠秧在全国持续举办数场诗歌研讨学术活动，出版了多部诗歌专著，成绩卓著，值得关注。下面我想以他的创作来谈原创性诗人在2013年的探索，以及他的创作给中国诗歌带来的启示与中国诗歌复兴的路径。
柳忠秧既写古体诗，又写现代诗，传统与现代的诗神集于一身，让他神游天地，自由穿梭于时间宇宙。他的诗不是简单的抒情，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思考，他面对是整个历史，他要解决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自“五四”以来，这种关系遭到了全所未有的破坏，并且被后人视为一种新的文化建设，而柳忠秧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不是建设，而是毁灭。
柳忠秧的“新楚骚诗派”有强大的中国文化背景，在世界文学里，其实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他写作的源头在屈原，在忧乐天下与家国天下的大悲大痛之中。他的古体诗里有强烈的现代性基因，是当代人的古体形式的表达，形式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忧思与突破。可以说他的忧思超越了“诗经文化”，而坚守了家国天下的“骚体文化”。
柳忠秧的新楚骚诗派有强大的文本方阵作支撑：其五百行古体巨制《楚歌》被誉为当代《离骚》、“一曲荡人心魄的中华正气歌(谢冕教授语)”、“填补了史诗抒写地域文化的空白(樊星教授语)”。三百多行的辞赋体长诗《岭南歌》被熊国华教授赞为“中国文学史难得，世界文学史罕见的史诗”。李遇春教授称赞《天下江山黄鹤楼》是“复兴大武汉的诗歌预言”。余三定教授认为《天下洞庭天下楼》写出了大情怀、大视野、大气势……其思想景深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范仲淹的忧乐观。孙绍振教授指出：“《楚歌》更为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对于近体诗局限的突破。”
杨匡汉教授则强调：回归古典不是说要亦步亦趋，而是要吸取古诗中有价值的东西。柳忠秧的作品也启示我们，每个诗人都要有自己的风格，这才能形成诗歌流派。我们当代文学的问题是六十年来，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学派，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可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有名无实。我发现柳忠秧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有形成诗歌流派的趋势。所以我期待柳忠秧和他的朋友们，要不断的特立独行，要深入创新。我们为柳诗已经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也希望他带领自己的朋友，共同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柳忠秧的长诗《哭长江》里包含了太多的文化伤痛，包含了太多的历史思辨，也包含了太多的诗人情怀与历史反思。这首长诗应该是“新楚骚诗派”的代表作。他在诗中对天地的呼唤，无不让人动容。他的“新楚骚诗派”之哭久久回荡在我耳边，这是何等悲伤与痛快的哭喊?这是何等艰难与勇敢的祈求?他的“哭”的动作预示了他的现代性的完成，也给出了他胆敢挺身而出的文化姿态。
《哭长江》标志着一个新的诗歌流派的诞生。以柳忠秧为核心的众多诗人与诗歌理论家、文化学者组成了这一诗歌流派，重新点燃了中国诗歌流派的火焰。中国自古就有诗歌流派的历史，但因为文化的断裂，因为现代诗长久以来的自相矛盾与合法性的怀疑，压制了诗歌流派的生成与发展，让新诗流派一度倒退或消失。
恢复古老的中国诗歌流派传统，承接李白、杜甫那一代诗人在中国诗歌文化里的荣光，成了柳忠秧的当下责任。现在他以几部长诗与诗集为基石，以他“21条诗观”为出发点，创立了“新楚骚诗派”。这一诗派在我看来是成立的，尤其到现在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柳忠秧在《哭长江》里的独白可视为是现代人对“天、地、人、神”的独白，全诗读来震撼灵魂，给人留下对现实的反思与对历史的伤感，这是屈原的“天问”式的伤感。这样的历史性的“伤感”奠定了“新楚骚诗派”在历史与人性之中挣扎的双重审美构架。
“新楚骚诗派”要恢复汉语诗歌的荣光，要重构“天、地、人、神”的宇宙观，要坚持汉语言文学“经典性写作”，这些主张我非常赞同。柳忠秧肩负了巨大的文化使命，他任重而道远，所幸他已经有了牢固的基石，他的历史性写作与现代性写作都有具体的文本，他双重的诗学建构在“新楚骚诗派”的未来展开了一个自由飞翔的空间，让写实变得更实，让“歌”与“哭”在现代性道路上获得更大的“人性”与“历史”的力量，这个诗派重建的意义不言而喻。
“文化的根”是柳忠秧先生曾经反复强调的，这也是他诗歌的人文精神。《哭长江》哭的是江，但又可理解为“哭”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哭”的是中国诗歌精神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楚骚诗派”多了一层启蒙主义的精神。
柳忠秧正以“新楚骚”诗派进行诗歌复兴。他生于湖北，却在岭南生活与写作。他是完整的屈原诗歌传统的继承者，他的长诗《哭长江》复活了屈原，复活了中国诗歌“歌哭”的传统。他的写作把屈原的“歌哭”文化向南漂移了，我们这块土地浸泡了太多的“歌哭”，我们民族基因里的“歌哭”既是悲壮激越的又是自由狂喜的，而诗性，成了我们的文化性格，更是我们诗歌的音乐基调-情感基调的一部分。
“歌哭”文化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声调，先有“歌”才有“哭”，“歌”是诗性大发时的忘我吟唱，“哭”是情到深处的大悲大哭，是诗人真实的表情之一。中国诗歌百年来基本丧失了“哭”的功能，“歌”也快没了，现代性改造让人变得麻木不仁，让诗变得呆若木鸡，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连“歌哭”都没有了，留下的只有一堆技巧与手法，那又有什么意义?
杜甫的“歌哭”令人怀想，稽康的“歌哭”尤在耳畔，屈原的“歌哭”肝肠寸断，海子的“歌哭”是火车辗过肉身留下的尖叫，骆一禾的“歌哭”是太阳光芒的断裂，昌耀的“歌哭”是低廻雄壮如野牛狂奔的鼓声。
柳忠秧“新楚骚”的“歌哭”是当代诗歌在众人喧哗中孤独的独白，是长江水在浑黄中旋转翻滚之声，在太阳光下的愤怒咆哮。
他发出了一种别人不敢发出的“歌哭”，别人羞于“歌哭”，在他这里成了诗歌情感的复调，他的《哭长江》是一场精神的“歌哭”仪式，也是“新楚骚”的一个基调，以“歌哭”代替了所有的技巧。试想一个人在忘我地“歌哭”时，他还顾忌哪些“诗歌技术”，柳忠秧舍弃了技术性的写作，他的价值取向与众人不同，他投入的“歌哭”已经把自杜甫、屈原以来的传统漂移到了现代，发出了现代的声音。他的诗歌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诗歌的现代音乐，是人类在悲伤时发出的音乐，读他的长诗很容易让我想到湖北的编钟，轻轻撞击，发出远古的回声清脆如玉帛。
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面前徘徊，一边是害怕，一边是向往，害怕什么呢?害怕传统成了现代性进程的绊脚石，向往什么呢?向往西方文明的理想模式。我发现正是因为既向往又害怕，导致我们的步子迈得不够大，不够快，甚至常常摔得鼻青脸肿。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的古典诗性不能丢弃，而中国的现代诗性更应加固。对我们古典里的“现代经典”必须自觉坚守，同时进行批评性重建，这才是惟一的出路。从《哭长江》里我看到了重新出发的“新骚体”，它是狂热的，甚至是灼热的，热度强烈到可以烧掉一切腐朽的思想，诗歌永远只是诗歌，诗歌不是政治，也无法替代文明，我把《哭长江》定义为是从当代问题出发的对经典的重构，这个“经典”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性的，矛盾与悖论之美才是现代之美。
如何在审慎中创新，创新中探求，是“新楚骚诗派”在中西与古今的对立与突围中要解决的问题，柳忠秧先生已经激活了中国诗性的那一部分，呈现出生生不息的东方文化复兴的活力，他的诗歌里有李白、杜甫、屈原的诗歌精神，更有一个楚狂人的现代性解构，他开创的“新楚骚诗派”首先是一种求索的扭打中西与古今的文本，同时是一种以诗性的方式去探求真理的文本，不管此真理是诗的真理，还是时代的真理。柳忠秧先生个体的情怀与感受，最终走向了历史的考证与梳理。
“新楚骚诗派”在当代处境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获得了重建的机会，柳忠秧先生意识到了诗歌启蒙在当代的意义，主动投身其中，表现出了少见的勇气与热情，我尊重这份文化的热情与诗歌的勇气，在错综复杂的中国诗歌问题场域做出我正面的回应，也是经过了一番思考的，做为同道，我理解他对中国文明的自信但又怀疑的痛苦，他骨子里的另一个屈原追打着他，让他向着“新楚骚诗派”的江水纵身一跃，但愿我批判式的介入能在一片闪烁的波光里给勇敢者以更大的勇气，给执着于“歌”与“哭”的诗人以更大的“歌”与“哭”的合唱。
作者简介：
周瑟瑟：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兼为艺术策展人与纪录片导演。生于湖南，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长篇小说与文集17部，达500多万字。曾获中国最有影响力十大诗人与年度十佳诗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