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瑟瑟（當代著名詩人、小說家、評論家）

　　霧年讀詩，心境是復雜的。

　　2013年是一個霧年。在小時候，霧是美的，我時常陷入對剛上學那會兒的回憶，清晨我背着布書包，穿過山林，松針上的雨水滴在臉上清涼又酥癢。濃霧綿延好幾里，鳥鳴從乳白色的霧里浮起，這情境現在還讓我陶醉。

　　陷入霧年與陶醉在童年回憶里，都必須脫身而出，讀詩與寫詩成了我的必修功課。對于2013年中國詩歌，我想有一個層面可以重視，即詩歌生成與傳播的方式與變化。如果能從不同的角度來客觀呈現這種方式與變化，就抓住了當下詩歌的七寸了，即從微博、博客、詩人微信、QQ詩群、詩歌網站、網刊、綜合文學期刊、詩歌期刊、詩歌民刊、詩歌同仁刊物、年度詩集出版、年度詩歌獎項、年度詩人推薦、年度詩歌主題活動、年度逝去詩人、年度小說家的詩、重要詩人個案的突破等多視角來看2013年中國詩歌就比較全面了，且能直接把當下詩歌的真實面貌反映出來。

　　世界總是在變化，詩歌的進步從沒停止，少數有創造力的詩人一直在向前猛沖。2013年度詩歌最大的變化除了有哪些?我看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歸納。微博、博客、詩人微信、QQ詩群、詩歌網站、網刊新載體層出不窮外，我還想以詩人與詩歌文本的個案來重點談談2013年中國詩歌的新突破，以及中國復興的可能。

　　新的詩歌流派的誕生預示着中國詩歌經過百年的沉澱後有了新的開始，其中新楚騷詩派創始人柳忠秧在全國持續舉辦數場詩歌研討學術活動，出版了多部詩歌專著，成績卓著，值得關注。下面我想以他的創作來談原創性詩人在2013年的探索，以及他的創作給中國詩歌带來的啟示與中國詩歌復興的路徑。

　　柳忠秧既寫古體詩，又寫現代詩，傳統與現代的詩神集于一身，讓他神游天地，自由穿梭于時間宇宙。他的詩不是簡單的抒情，也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思考，他面對是整個歷史，他要解決的是傳統與現代的關系，自“五四”以來，這種關系遭到了全所未有的破壞，並且被後人視為一種新的文化建設，而柳忠秧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不是建設，而是毀滅。

　　柳忠秧的“新楚騷詩派”有強大的中國文化背景，在世界文學里，其實我們的漢語言文學是一個獨立的文學，他寫作的源頭在屈原，在憂樂天下與家國天下的大悲大痛之中。他的古體詩里有強烈的現代性基因，是當代人的古體形式的表達，形式對于他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憂思與突破。可以說他的憂思超越了“詩經文化”，而堅守了家國天下的“騷體文化”。

　　柳忠秧的新楚騷詩派有強大的文本方陣作支撐：其五百行古體巨制《楚歌》被譽為當代《離騷》、“一曲蕩人心魄的中華正氣歌(謝冕教授語)”、“填補了史詩抒寫地域文化的空白(樊星教授語)”。三百多行的辭賦體長詩《岭南歌》被熊國華教授贊為“中國文學史難得，世界文學史罕見的史詩”。李遇春教授稱贊《天下江山黃鶴樓》是“復興大武漢的詩歌預言”。余三定教授認為《天下洞庭天下樓》寫出了大情懷、大視野、大氣勢……其思想景深某種意義上超越了范仲淹的憂樂觀。孫紹振教授指出：“《楚歌》更為深刻的意義，還在于對于近體詩局限的突破。”

　　楊匡漢教授則強調：回歸古典不是說要亦步亦趨，而是要吸取古詩中有價值的東西。柳忠秧的作品也啟示我們，每個詩人都要有自己的風格，這才能形成詩歌流派。我們當代文學的問題是六十年來，我們沒有形成一個學派，沒有形成一個流派，可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雙百方針”有名無實。我發現柳忠秧和他身邊的一些朋友，有形成詩歌流派的趨勢。所以我期待柳忠秧和他的朋友們，要不斷的特立獨行，要深入創新。我們為柳詩已經取得的成就而高興，也希望他带領自己的朋友，共同努力，做出更大的貢獻。

　　柳忠秧的長詩《哭長江》里包含了太多的文化傷痛，包含了太多的歷史思辨，也包含了太多的詩人情懷與歷史反思。這首長詩應該是“新楚騷詩派”的代表作。他在詩中對天地的呼喚，無不讓人動容。他的“新楚騷詩派”之哭久久回蕩在我耳邊，這是何等悲傷與痛快的哭喊?這是何等艱難與勇敢的祈求?他的“哭”的動作預示了他的現代性的完成，也給出了他膽敢挺身而出的文化姿態。

　　《哭長江》標志着一個新的詩歌流派的誕生。以柳忠秧為核心的眾多詩人與詩歌理論家、文化學者組成了這一詩歌流派，重新點燃了中國詩歌流派的火焰。中國自古就有詩歌流派的歷史，但因為文化的斷裂，因為現代詩長久以來的自相矛盾與合法性的懷疑，壓制了詩歌流派的生成與發展，讓新詩流派一度倒退或消失。

　　恢復古老的中國詩歌流派傳統，承接李白、杜甫那一代詩人在中國詩歌文化里的榮光，成了柳忠秧的當下責任。現在他以幾部長詩與詩集為基石，以他“21條詩觀”為出發點，創立了“新楚騷詩派”。這一詩派在我看來是成立的，尤其到現在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柳忠秧在《哭長江》里的獨白可視為是現代人對“天、地、人、神”的獨白，全詩讀來震撼靈魂，給人留下對現實的反思與對歷史的傷感，這是屈原的“天問”式的傷感。這樣的歷史性的“傷感”奠定了“新楚騷詩派”在歷史與人性之中掙紮的雙重審美構架。

　　“新楚騷詩派”要恢復漢語詩歌的榮光，要重構“天、地、人、神”的宇宙觀，要堅持漢語言文學“經典性寫作”，這些主張我非常贊同。柳忠秧肩負了巨大的文化使命，他任重而道遠，所幸他已經有了牢固的基石，他的歷史性寫作與現代性寫作都有具體的文本，他雙重的詩學建構在“新楚騷詩派”的未來展開了一個自由飛翔的空間，讓寫實變得更實，讓“歌”與“哭”在現代性道路上獲得更大的“人性”與“歷史”的力量，這個詩派重建的意義不言而喻。

　　“文化的根”是柳忠秧先生曾經反復強調的，這也是他詩歌的人文精神。《哭長江》哭的是江，但又可理解為“哭”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哭”的是中國詩歌精神的喪失，從這個意義上看，“新楚騷詩派”多了一層啟蒙主義的精神。

　　柳忠秧正以“新楚騷”詩派進行詩歌復興。他生于湖北，卻在岭南生活與寫作。他是完整的屈原詩歌傳統的繼承者，他的長詩《哭長江》復活了屈原，復活了中國詩歌“歌哭”的傳統。他的寫作把屈原的“歌哭”文化向南漂移了，我們這塊土地浸泡了太多的“歌哭”，我們民族基因里的“歌哭”既是悲壯激越的又是自由狂喜的，而詩性，成了我們的文化性格，更是我們詩歌的音樂基調-情感基調的一部分。

　　“歌哭”文化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聲調，先有“歌”才有“哭”，“歌”是詩性大發時的忘我吟唱，“哭”是情到深處的大悲大哭，是詩人真實的表情之一。中國詩歌百年來基本喪失了“哭”的功能，“歌”也快沒了，現代性改造讓人變得麻木不仁，讓詩變得呆若木雞，想一想，如果一個人連“歌哭”都沒有了，留下的只有一堆技巧與手法，那又有什麼意義?

　　杜甫的“歌哭”令人懷想，稽康的“歌哭”尤在耳畔，屈原的“歌哭”肝腸寸斷，海子的“歌哭”是火車輾過肉身留下的尖叫，駱一禾的“歌哭”是太陽光芒的斷裂，昌耀的“歌哭”是低廻雄壯如野牛狂奔的鼓聲。

　　柳忠秧“新楚騷”的“歌哭”是當代詩歌在眾人喧嘩中孤獨的獨白，是長江水在渾黃中旋轉翻滾之聲，在太陽光下的憤怒咆哮。

　　他發出了一種別人不敢發出的“歌哭”，別人羞于“歌哭”，在他這里成了詩歌情感的復調，他的《哭長江》是一場精神的“歌哭”儀式，也是“新楚騷”的一個基調，以“歌哭”代替了所有的技巧。試想一個人在忘我地“歌哭”時，他還顧忌哪些“詩歌技術”，柳忠秧舍棄了技術性的寫作，他的價值取向與眾人不同，他投入的“歌哭”已經把自杜甫、屈原以來的傳統漂移到了現代，發出了現代的聲音。他的詩歌也可以理解成一種詩歌的現代音樂，是人類在悲傷時發出的音樂，讀他的長詩很容易讓我想到湖北的編鐘，輕輕撞擊，發出遠古的回聲清脆如玉帛。

　　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現代性面前徘徊，一邊是害怕，一邊是向往，害怕什麼呢?害怕傳統成了現代性進程的絆腳石，向往什麼呢?向往西方文明的理想模式。我發現正是因為既向往又害怕，導致我們的步子邁得不夠大，不夠快，甚至常常摔得鼻青臉腫。在中國的現代性進程中，中國的古典詩性不能丟棄，而中國的現代詩性更應加固。對我們古典里的“現代經典”必須自覺堅守，同時進行批評性重建，這才是惟一的出路。從《哭長江》里我看到了重新出發的“新騷體”，它是狂熱的，甚至是灼熱的，熱度強烈到可以燒掉一切腐朽的思想，詩歌永遠只是詩歌，詩歌不是政治，也無法替代文明，我把《哭長江》定義為是從當代問題出發的對經典的重構，這個“經典”既是古典的又是現代性的，矛盾與悖論之美才是現代之美。

　　如何在審慎中創新，創新中探求，是“新楚騷詩派”在中西與古今的對立與突圍中要解決的問題，柳忠秧先生已經激活了中國詩性的那一部分，呈現出生生不息的東方文化復興的活力，他的詩歌里有李白、杜甫、屈原的詩歌精神，更有一個楚狂人的現代性解構，他開創的“新楚騷詩派”首先是一種求索的扭打中西與古今的文本，同時是一種以詩性的方式去探求真理的文本，不管此真理是詩的真理，還是時代的真理。柳忠秧先生個體的情懷與感受，最終走向了歷史的考證與梳理。

　　“新楚騷詩派”在當代處境與傳統文化的碰撞中獲得了重建的機會，柳忠秧先生意識到了詩歌啟蒙在當代的意義，主動投身其中，表現出了少見的勇氣與熱情，我尊重這份文化的熱情與詩歌的勇氣，在錯綜復雜的中國詩歌問題場域做出我正面的回應，也是經過了一番思考的，做為同道，我理解他對中國文明的自信但又懷疑的痛苦，他骨子里的另一個屈原追打着他，讓他向着“新楚騷詩派”的江水縱身一躍，但願我批判式的介入能在一片閃爍的波光里給勇敢者以更大的勇氣，給執着于“歌”與“哭”的詩人以更大的“歌”與“哭”的合唱。

　　作者簡介：

　　周瑟瑟：當代著名詩人、小說家、評論家，兼為藝術策展人與紀錄片導演。生于湖南，現居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詩集、長篇小說與文集17部，達500多萬字。曾獲中國最有影響力十大詩人與年度十佳詩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