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被認為是移民者的天堂，島嶼的多元文化中，中國神祇信仰的傳播，正是隨着唐山過台灣的移民腳步而前進。台灣關帝信仰的發展，可以追溯自十七世紀明代中晚期，迄今已有超過350餘年的歷史。福建先民攜帶香火或神像，從原鄉一路伴隨着艱辛渡海，憑藉信仰產生出神奇的力量，讓人們面對海洋洪濤與生存挑戰時，有勇氣克難奔赴。

　滿清入關之後，南明鄭成功曾在福建漳州東山(當時稱銅山)駐軍練兵，東山與台灣隔海相望。島上山頂的水操台，就是當年水師操練和船艦出港的指揮台，是鄭成功的主要軍事基地之一。永曆十五年（1661年）四月鄭成功以「招討大將軍」之名，出發驅逐荷蘭軍政，進取台澎，建立政權，帶來台灣最早的一波移民潮。明鄭時期已在台灣府城(今台南)一帶成為昌盛的信仰，關帝廟先後林立。

　台灣最早的關帝廟，都是在明鄭永曆年間啟建。如西定坊小關帝廟即「開基武廟」，而西定坊大關帝廟，乃明皇后裔寧靖王朱術桂恭請銅山關帝分靈來台供奉，廟中有他親自題書的「古今一人」匾額，標誌着關帝的忠肝義膽，古今不二，是反清復明軍民們的表率。清代統治後，大關帝廟晉升為「祀典武廟」，奉旨享春秋二祭。廟中高懸乾隆五十九年(1791年)台澎兵備道楊廷理所題「大丈夫」匾，是對關帝「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格的至高推崇。大關帝廟分靈全台，銅山關廟因此也成為台灣數百座關帝廟的香緣祖廟。再者，鄭氏部將及各地官員，也紛紛在各地興建關帝廟，掀起台灣興建關帝廟的第一波高潮，包括在善化、永康、長興、新豐等地都先後建廟，同時沿襲了原鄉的建築規格、廟會民俗、祭儀典禮等文化，關帝信仰過台灣很快地開枝散葉了。

　明鄭時期來台灣的百姓，是在國朝覆滅的時代愴傷與民族淪亡的悲痛中退居，既是移民，也是遺民。國仇家恨，忠孝兩難，荒郊野島，長居不易。關帝信仰在此乾坤顛倒的世變中，體現著二大特質：其一，是庇佑生命安渡海峽的守護神，給予冒險犯難、護國保家的勇氣；其二，是志在復興漢室正統的忠義之神，是道德上的楷模。以關帝作為一種信仰，人們透過認同與敬仰祂的崇高人格，以忠孝為立身之根本，所謂「臣事君以忠，人無孝不立」，即如《忠孝忠義真經》詩偈云：「忠孝立身本，即此是修義。」關帝精神感召人心，使亂世見忠貞，體現了道德理想和傳統美德。

　康熙廿二年(1683年)施瑯也在東山水操台指揮出海，東征克復台灣。遠征船艦上有許多福建的子弟，帶着家鄉的信仰一同前去。清治之後，福建沿海居民仍不畏台灣海峽的兇險，前仆後繼，其中包括數以千百的銅山青年。當時凡自漳州遷台百姓，都是經由東山島出發，啟程前都會在銅陵關帝廟焚香禱告後才出海。關帝的香火聖像陪伴先民渡過黑水溝，靈感助佑。

　施瑯先是以武力攻克台灣，繼之以文教安撫民眾，信仰就是最佳的方式之一。除明鄭時期的關帝廟維持香火不斷外，清代官方還奏請頒賜匾聯，民間也新建關廟。實則，滿人在關外本就信奉關公，立朝之前，皇太極已於瀋陽建立關帝廟，至順治元年(1644年)敕封關帝為「忠義神武大帝」，雍正三年(1725年)特頒諭旨賜祀典關帝，追封三代，尊為武聖。滿人與明代皇室同樣敬重關帝信仰。

　而關帝屢現神蹟，助軍告捷，清廷因此更加崇隆奉祀。關帝的靈驗助軍事蹟，也曾出現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庇佑福康安大軍征討台灣林爽文之役時。《清一統志·台灣府》記載：「台灣府城：城東門樓上舊祀關帝。乾隆五十三年台匪林爽文等滋事，官軍渡海，咸睹神像，尋即蕆功。七月奉旨重修，御書匾額曰『神威翊應』。」武聖關公威儀震天下，戰役之時顯像鼓舞士氣，助成軍功。乾隆皇帝特頒御匾表彰神威，同時也藉此教化黎民，以收上行下效之功。

　清代台灣風行修建關廟，是順應了朝廷以下關帝崇拜的風氣，也藉由信仰薰陶化育百姓。關帝不只是助戰顯赫的戰神，也是化民有方的聖者。官員推崇關帝的忠義武德，依神道設教，期使民知敬畏，而能循守君臣父子綱常倫理，對滿清朝廷效忠。特別是關帝的忠義典型，達到宣揚忠孝節義的教化功能，助益於政治馴化的效果。

　關帝信仰傳遍天下，從銅山過台灣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是在中國移民潮的大時代中，威勇無懼地前進；是在明清改朝換代的顛沛中，忠義兩兼，文武雙全的標杆。時至今日，關帝信仰深入台灣各地，關帝忠義仁勇的精神，依然是現代社會的最佳典範。（待續下星期五）

　忠義人才培育學院教授 林翠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