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史上，忠義精神和愛國情懷，是激蕩在中華兒女心中亙古不變、久久迴響的主旋律。

　自中華先民從部落，發展到城邦，又發展為國家以後，國家就成為人民繁衍生息、生產生活的大家園。家國一體，家國同心，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愛國即是愛家，成為中華民族的共識和優良傳統。

　孔子在《禮記》中云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忠」是「孝」的延伸，忠義愛國便是盡大孝於父母，彰孝道於家族。

　從孔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到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從霍去病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到關公的「忠不顧死，義不負心」，到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從王昌齡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到岳飛的「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到陸游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從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于謙的「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到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

　展開歷史的浩瀚長卷，忠義精神、愛國情懷，一以貫之，一脈相承，在各個歷史時期奏響時代最強音，成為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與精神動力。

　關公忠義精神，是中華民眾基於對關公忠肝義膽、義薄雲天的人格魅力，志興漢室、護國保民的聖跡功德崇拜基礎上，凝練、集聚、昇華而成的中華民族忠義精神的總代表和文化象徵。千百年來，關公忠義精神早已成為中華兒女體現愛國情懷，弘揚愛國主義傳統的主要輸出口和精神信仰中心。

　《山西通志》收錄山西樂平延祐年間所建《義勇武安王廟記》中說：「吾鄉樂平之士，虔恭奉(關)王，竭力新廟，如念私事，雖費不辭，雖勞不懈，其樂慕忠義，蓋出於天性。夫擇主而忠於漢者，王之盛節，慕義而厚於神者，樂平之雅俗，皆關民彝世教，故不得不書。」

　樂慕忠義，是人的天性，尊崇敬祀關公，關乎民心導向，世俗教化。所以山西樂平百姓慷慨捐資，虔誠恭敬地尊奉關公，竭心盡力興建新廟，就如同做自己的私事一樣，「雖費不辭，雖勞不懈」。展現了關公忠義精神在中華民族心目中深厚雋永的影響力。

　自唐宋開始，到明清時期的上千年時間裏，祭拜、供奉關公的祠廟遍布中華大地，關公忠義精神成為國家意志、民族尊嚴、愛國情懷的具體體現。

　有人曾據《京師乾隆地圖》所載統計，僅北京城內專祀和以關帝為中心的廟宇，竟達一百一十六座，幾佔北京城內全部廟宇總和的十分之一。萬曆年間司禮太監劉若愚著《酌中志》記載稱：(宮室中)寶善門、思善門、乾清門、仁德門、平台之西室及皇城各門，皆供關聖之像。

　明代著名的九邊重鎮：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榆林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長城關口、隘口，無不建有關廟。昆明《關王廟碑記》雲：「凡將帥之臣，介冑之士，咸慕公之神靈異，以揚威武之助。所在軍衛必建祠以祀之。」

　據清人郎瑛所著《七修類稿》記載，清代中葉，關帝廟遍布全國各地，僅記錄在冊的就多達一萬七千餘座，遠遠超過各地的「孔廟」及其他的廟宇。

　乾隆二十九年處州府縉雲縣知縣令狐亦岱在其所撰寫的關帝廟碑記中寫道：「國家自畿輔至郡邑，載在秩宗，使天下通祀者，自文廟外，惟帝廟為重。然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猶不能遍觀盡識，而帝之靈能使小人、婦人莫不奔走駭伏，故其感人易入而化人尤速。」

　令狐亦岱說，孔子學說由於理論高深，即使博學之士也不能遍觀盡識，但關帝神威顯赫，即使小人、婦人也能凜然信服，所以關帝在感化、教育民眾方面更加容易，也更富有成效。

　《韓詩外傳》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關公忠義精神，就像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和骨髓中奔騰不息的精神河流，既支持了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也不斷提升著中華民族自尊、自強、自立、自信的民族意志、愛國情懷和民族氣魄。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