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著名作家严歌苓来广州宣传新书《妈阁是座城》。一直以来，严歌苓都被视作倍受影视青睐的“故事圣手”。据悉，张艺谋导演执导的最新作品《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这是继《金陵十三钗》之后两人的二度合作。影片计划在今年5月份上映。
这次严歌苓的广州行首站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为高校学子讲述她笔下的“一手生活和二手生活”，并与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进行对话，共同探讨文学创作背后的人文情怀。由于严歌苓的“粉丝”众多，入场门票“一票难求”，有学生为求一票排了5个小时的队，有学生更是专程从珠海赶来，只为一睹严歌苓的风采。
讲座现场，严歌苓话匣子尽开，首次透露心目中魅力男性的标准：“博学、喜怒不形于色、忠实，能够和女性谈论形而上或者其它宏大话题。”她也谈到了心中最无奈的遗憾：“我很爱跳舞，但是最后我发现它并不像我爱它那般爱着我，所以我不得不放弃了舞蹈。”拥有“女神”光芒的严歌苓还与学生分享了保持好身材的秘诀：“我每天下午都要锻炼，隔一天游一次泳，我骨子里有着军人的纪律性，长年坚持下来，风雨不改。”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严歌苓，聆听这位女作家的“写作经”，也记住了她的诚恳之言“写小说才是我热爱的本行”。
谈写作 “我的敏感让我完成写作”
严歌苓的身上有着让人羡慕的经历——12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舞蹈演员;20岁时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担任战地记者;1980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并逐渐展现了写作上的才华，那时她只是20来岁的年轻女孩。上世纪80年代，她应美国新闻总署邀约访美，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百年建校首位华人校友。“刚去美国的时候英语并不好，我每天都浸泡在英语里面，疯狂背诵新概念英语的前三册，每天背记几十个单词，还在自己的手上写满英语单词。”现在，严歌苓已经是一个能够用英文写作的作家了。
严歌苓坦言其丰富的生活经历，为它提供了用之不竭的一手素材。“我在文革中度过了童年，我的少年时期当兵，出国成为一名留学生，然后移民，这都是我的一手生活。我写得最得心应手的都是这些一手生活，都是我切身经历的生活。”
严歌苓反复提及自己基因里的敏感，她总感觉自己的神经是裸露在外的，非常容易被触及和拨动。“我有着一种疼痛的敏感，这是天生的，我凭着这基因里的禀赋和想象能力，感受和进入他人的生命状态，并用文字传达出来。我认为二手生活来源于体验，用采访和感知进入我没有办法经历的一切。”严歌苓回忆，在写作《第九个寡妇》时，她走入河南农村体验生活，获得了珍贵的二手素材。“《妈阁是座城》是我第一次写中国的当代生活，也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我一点自信都没有，我去亲历赌博的一切，去体会赌徒的心态，当大家说我写得还不错、很真实时，我很欣慰。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是我的敏感让我完成这一切。”
在“二手生活写作”和“一手生活写作”两者间游走，严歌苓并不都是自信的，她甚至一度只敢写作自己的一手生活。“我的经历就像吉普赛人，到处走到处看。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不是那里的主人，只是一个旁观者。正因为这样的身份形成了我独特的敏感，让我带着一种质疑，反复问自己是谁。我是幸运的，但也是不幸的，任何一个地方，我的根都没有扎下去，一个他乡人，一个寄居者的感觉让我写出了这么多敏感的小说，保持两个月写出一本小说的速度。但是很多人说这么快写出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作品。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我听来的故事。我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人，除了一手生活的写作，其他的我都写得很不自信。”
谈特色 “女性主义不需要表面彰显”
谢有顺眼中的严歌苓在“敏感”、“与人为善”方面与沈从文非常相似。他认为，严歌苓的不自信和惶恐是她的不幸也是幸运的地方：“这一切让她最终只能成为严歌苓，她缺少一个可以让她扎根的写作根据地，这与她个人经历有关。严老师的不自信我很认同，再有想象力的作家都不可能完全写好他不了解的生活。”
严歌苓坚持不以女作家自居，她强调自己是作家，没必要在“作家”前加个“女”字。她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认为自己的写作与女性身份无关。“或许女性主义的意识的确存在我的潜意识中，但这东西很复杂，我并不欣赏国外那些烧胸罩的行为，我觉得女性主义思潮太过极端，我觉得蕴藏在女性生命中的那股韧劲是她们最强大的地方，这种伟大是不需要通过任何表面上的东西去彰显和反映的。”
谢有顺认为，正是严歌苓独特的个性，使她的作品不仅题材内容宽广，更展现了人性的宽广。“其实最好的写作并不是自传体的写作，虽然中国当代的女作家写得最好的是自传体，尤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在一些80后作家的写作其实都是半自传体，和个人私密生活密切相关。但我认为最好的写作是从自我的局限中走出来，进入一个更宽阔的领域，这才是真正的创作。”
严歌苓从军之后养成的纪律性一直在她的生活中发挥着影响，她一直执着于安静地对作品反思，并且不断跨越写作的阶梯，为自己未来的写作设计难度。“对作家而言，写当下是最难的。笔下的故事离现在太近，可能写出来的就成了生活流，是碎片，作家难以把握。能否写好，就要看作家对人性、命运及情感的把握。要写好一部作品，对语言要精雕细琢。莫言说过，尽管他的作品在20多天写出来，但是它已经在脑海里酝酿20多年了。”谢有顺表示。
另外，严歌苓认为对作家的理解要全面。好的作品如“天外来物”。每个作家都要培养出独有的语言特色，这样才能写出“天外来物”一般的作品。“写作时我都在做减法，一部小说，第一遍改我会删去很多字，第二遍改又会删去很多字，不断修改。我的很多故事都是听来的，都是有一个原本的结局。我认为最好的小说人物都应该带给读者惊喜，结局都不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我觉得电影其实并不如大家所说的，在内容表达上不如语言和文学，我恰恰觉得影视弥补了文字的哑然之处，比如说一个表情，它可能就传达了了很多情感，但是文字表达不出来，映画源于文字的哑然。”严歌苓说。
专访 “写小说才是我热爱的本行”
南方日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剧本创作不如小说创作，您是否认同?
严歌苓：剧本写作必须融入导演的想法，至于文学创作，是作者在实现自己的想法和愿景。如果不能实现，作者会很痛苦。如果一个写作者看重金钱，可以去创作剧本，它的付出肯定不会像写长篇小说那样多。也不能说剧本创作比小说要低一等，选择创作什么，要看作者本身的性格特质，像我是很重视独立思考，讲究心灵自由的人，对于剧本写作会觉得很无奈，也许写小说才是我热爱的本行。
南方日报：能否透露一下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严歌苓：在五六年前已经写好一部作品了，叫《老师好美》，是讲述高中生情感生活的。这部作品的写作曾一度中断，后来才接着写。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
南方日报：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做到本土和国际的结合?
严歌苓：我一直在努力。就像《第九个寡妇》的译制，里面的很多方面有文化差异，所以在翻译时无法用对等的词汇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肯定会流失一些东西。那么在中文创作中，很多华侨或者台湾的读者并不了解内地的语境，所以他们会看不懂你的故事。我一直想解决的是如何让他们听懂你的故事。
南方日报：您曾提及父亲对您的创作影响，他最满意您的哪部作品?
严歌苓：我父亲给了我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像我的《扶桑》《人寰》等，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当时我父亲的建议是应该回归白描、写实的创作中来。我在回归写实创作之后，确实又获得了很多灵感和动力。我父亲最喜欢我的《雌性的草地》、《第九个寡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