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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写剧本会很无奈 小说才是我热爱的本行

2014-04-03
来源:南方日报

  上周末,著名作家严歌苓来广州宣传新书《妈阁是座城》。一直以来,严歌苓都被视作倍受影视青睐的“故事圣手”。据悉,张艺谋导演执导的最新作品《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这是继《金陵十三钗》之后两人的二度合作。影片计划在今年5月份上映。

  这次严歌苓的广州行首站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为高校学子讲述她笔下的“一手生活和二手生活”,并与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进行对话,共同探讨文学创作背后的人文情怀。由于严歌苓的“粉丝”众多,入场门票“一票难求”,有学生为求一票排了5个小时的队,有学生更是专程从珠海赶来,只为一睹严歌苓的风采。

  讲座现场,严歌苓话匣子尽开,首次透露心目中魅力男性的标准:“博学、喜怒不形于色、忠实,能够和女性谈论形而上或者其它宏大话题。”她也谈到了心中最无奈的遗憾:“我很爱跳舞,但是最后我发现它并不像我爱它那般爱着我,所以我不得不放弃了舞蹈。”拥有“女神”光芒的严歌苓还与学生分享了保持好身材的秘诀:“我每天下午都要锻炼,隔一天游一次泳,我骨子里有着军人的纪律性,长年坚持下来,风雨不改。”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严歌苓,聆听这位女作家的“写作经”,也记住了她的诚恳之言“写小说才是我热爱的本行”。

  谈写作 “我的敏感让我完成写作”

  严歌苓的身上有着让人羡慕的经历——12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舞蹈演员;20岁时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担任战地记者;1980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并逐渐展现了写作上的才华,那时她只是20来岁的年轻女孩。上世纪80年代,她应美国新闻总署邀约访美,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百年建校首位华人校友。“刚去美国的时候英语并不好,我每天都浸泡在英语里面,疯狂背诵新概念英语的前三册,每天背记几十个单词,还在自己的手上写满英语单词。”现在,严歌苓已经是一个能够用英文写作的作家了。

  严歌苓坦言其丰富的生活经历,为它提供了用之不竭的一手素材。“我在文革中度过了童年,我的少年时期当兵,出国成为一名留学生,然后移民,这都是我的一手生活。我写得最得心应手的都是这些一手生活,都是我切身经历的生活。”

  严歌苓反复提及自己基因里的敏感,她总感觉自己的神经是裸露在外的,非常容易被触及和拨动。“我有着一种疼痛的敏感,这是天生的,我凭着这基因里的禀赋和想象能力,感受和进入他人的生命状态,并用文字传达出来。我认为二手生活来源于体验,用采访和感知进入我没有办法经历的一切。”严歌苓回忆,在写作《第九个寡妇》时,她走入河南农村体验生活,获得了珍贵的二手素材。“《妈阁是座城》是我第一次写中国的当代生活,也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我一点自信都没有,我去亲历赌博的一切,去体会赌徒的心态,当大家说我写得还不错、很真实时,我很欣慰。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是我的敏感让我完成这一切。”

  在“二手生活写作”和“一手生活写作”两者间游走,严歌苓并不都是自信的,她甚至一度只敢写作自己的一手生活。“我的经历就像吉普赛人,到处走到处看。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不是那里的主人,只是一个旁观者。正因为这样的身份形成了我独特的敏感,让我带着一种质疑,反复问自己是谁。我是幸运的,但也是不幸的,任何一个地方,我的根都没有扎下去,一个他乡人,一个寄居者的感觉让我写出了这么多敏感的小说,保持两个月写出一本小说的速度。但是很多人说这么快写出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作品。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我听来的故事。我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人,除了一手生活的写作,其他的我都写得很不自信。”

  谈特色 “女性主义不需要表面彰显”

  谢有顺眼中的严歌苓在“敏感”、“与人为善”方面与沈从文非常相似。他认为,严歌苓的不自信和惶恐是她的不幸也是幸运的地方:“这一切让她最终只能成为严歌苓,她缺少一个可以让她扎根的写作根据地,这与她个人经历有关。严老师的不自信我很认同,再有想象力的作家都不可能完全写好他不了解的生活。”

  严歌苓坚持不以女作家自居,她强调自己是作家,没必要在“作家”前加个“女”字。她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认为自己的写作与女性身份无关。“或许女性主义的意识的确存在我的潜意识中,但这东西很复杂,我并不欣赏国外那些烧胸罩的行为,我觉得女性主义思潮太过极端,我觉得蕴藏在女性生命中的那股韧劲是她们最强大的地方,这种伟大是不需要通过任何表面上的东西去彰显和反映的。”

  谢有顺认为,正是严歌苓独特的个性,使她的作品不仅题材内容宽广,更展现了人性的宽广。“其实最好的写作并不是自传体的写作,虽然中国当代的女作家写得最好的是自传体,尤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在一些80后作家的写作其实都是半自传体,和个人私密生活密切相关。但我认为最好的写作是从自我的局限中走出来,进入一个更宽阔的领域,这才是真正的创作。”

  严歌苓从军之后养成的纪律性一直在她的生活中发挥着影响,她一直执着于安静地对作品反思,并且不断跨越写作的阶梯,为自己未来的写作设计难度。“对作家而言,写当下是最难的。笔下的故事离现在太近,可能写出来的就成了生活流,是碎片,作家难以把握。能否写好,就要看作家对人性、命运及情感的把握。要写好一部作品,对语言要精雕细琢。莫言说过,尽管他的作品在20多天写出来,但是它已经在脑海里酝酿20多年了。”谢有顺表示。

  另外,严歌苓认为对作家的理解要全面。好的作品如“天外来物”。每个作家都要培养出独有的语言特色,这样才能写出“天外来物”一般的作品。“写作时我都在做减法,一部小说,第一遍改我会删去很多字,第二遍改又会删去很多字,不断修改。我的很多故事都是听来的,都是有一个原本的结局。我认为最好的小说人物都应该带给读者惊喜,结局都不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我觉得电影其实并不如大家所说的,在内容表达上不如语言和文学,我恰恰觉得影视弥补了文字的哑然之处,比如说一个表情,它可能就传达了了很多情感,但是文字表达不出来,映画源于文字的哑然。”严歌苓说。

  专访 “写小说才是我热爱的本行”

  南方日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剧本创作不如小说创作,您是否认同?

  严歌苓:剧本写作必须融入导演的想法,至于文学创作,是作者在实现自己的想法和愿景。如果不能实现,作者会很痛苦。如果一个写作者看重金钱,可以去创作剧本,它的付出肯定不会像写长篇小说那样多。也不能说剧本创作比小说要低一等,选择创作什么,要看作者本身的性格特质,像我是很重视独立思考,讲究心灵自由的人,对于剧本写作会觉得很无奈,也许写小说才是我热爱的本行。

  南方日报:能否透露一下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严歌苓:在五六年前已经写好一部作品了,叫《老师好美》,是讲述高中生情感生活的。这部作品的写作曾一度中断,后来才接着写。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

  南方日报: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做到本土和国际的结合?

  严歌苓:我一直在努力。就像《第九个寡妇》的译制,里面的很多方面有文化差异,所以在翻译时无法用对等的词汇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肯定会流失一些东西。那么在中文创作中,很多华侨或者台湾的读者并不了解内地的语境,所以他们会看不懂你的故事。我一直想解决的是如何让他们听懂你的故事。

  南方日报:您曾提及父亲对您的创作影响,他最满意您的哪部作品?

  严歌苓:我父亲给了我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像我的《扶桑》《人寰》等,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当时我父亲的建议是应该回归白描、写实的创作中来。我在回归写实创作之后,确实又获得了很多灵感和动力。我父亲最喜欢我的《雌性的草地》、《第九个寡妇》等。

[责任编辑:徐明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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