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道教信仰，於晚清时期由中国内地传入，最初竟是为躲避频繁发生的战乱、毁庙等人祸而来。值得庆幸的是，偏於大陆东南一隅的这方土地，像接纳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信仰的传入一样，包容地接纳了道教的落地生根，从而在中国政局最为动荡的百余年间，为道教的传承保留了一片清静的沃土。近30余年，当香港与内地的往来再度接续时，香江之畔的道风亦得以回馈中国内地道教的复兴以一脉清流。可以说，道教在香港从无到有，从弱小、壮大到反哺的历程，亦是内地与香港百年交融的一个历史缩影。香港商报记者 杜洁菡

　　社会动荡频仍促道风南吹

　　道教於何时开始在香港流传？一种观点认为是在宋明时期，传说当时民间已有了祭拜北帝、关帝和妈祖的习俗。不过，香港着名道教学者、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游子安博士的研究却显示，真正有据可考的道教传入香港的时间是在清朝光绪年间。

　　「香港最早的一间道观，应是屯门的青云观，其始建时间已难稽考，但道观内那块由住持道人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所立的《送田芳名碑》，却是香港已发现的最早与道教有关的文物。不过，此观当时是屯门当地的陶氏族人崇奉斗姆的场所，而非供道士清修、弘道的道堂。香港道教的传扬实始於光绪9年（1883），来自广东罗浮山的道士罗云一在大屿山鹿湖创建了纯阳仙院，奉祀吕祖，这是香港成立年份可考最早的一所道堂。」游子安博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香港道教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由19世纪80年代至1920年，当时，中国内地经历了清王朝的覆亡、辛亥革命及军阀争战等大事件，许多道长为避乱世而移居香港，道教信仰亦随之传入。这一时期大为流行的道派是先天道或民间道派，如创建於1912年的女道修真之所万佛堂，1917年的桃源洞，1920年已建成今貌的藏霞精舍等，均属先天道派；而创建於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从善堂，则属民间道派。道教由内地传入香港的第二个高峰期，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之间，「驱动力」依然是频仍的战乱及政治运动－－从1921年至1950年的30年间，香港的道观由早期的十数间增加至近50间。这一时期，全真教的龙门派开始传入香港，如1929年创建的蓬瀛仙馆，1932年创建的玉壶仙洞，1949年创立的青松观，1952年创立的万德至善社等，都是龙门派。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内地与香港的交流通道日趋阻滞至几近隔绝的地步。所以，即使那十年间发生了「文革」这样的大动荡，从广东迁至香港的道堂亦只有三间之数。此后，香港道教进入了「本地化」的发展时期。

　　传承谱系大多源自广东

　　香港的道教有先天派、全真派、纯阳派及民间道派。它们尽管流派有别、各行其道，但大部分道堂宫观的道脉却是沿自广东地区，尤其是省城广州。如啬色园黄大仙祠源自广州芳村普济坛和西樵的普庆坛，抱道堂源於广州横沙亦鹤楼，逢瀛仙馆源自广州三元宫，广州至宝台的何启忠道长来港创立了青松馆和云鹤山房，万德至善社传承自罗浮山冲虚观广州分院应元宫，圆玄学院接续广州宏道精舍等；另外，还有藏霞精舍源於清远的藏霞洞，通善坛源自南海的茶山庆云洞，云泉仙馆源自南海西樵山的云泉仙馆下院，省善真堂源於东莞逢瀛阁之善宝善社等。

　　「香港的道堂宫观中，只有少数几间是源自广东以外的地区，如了镕坛道源来自福建福州，乾元洞源自四川，飞雁洞佛道社寻根至四川鹤鸣山。」游子安博士说。香港常见教堂、佛寺、庙宇林立，那麽，这些为数众多的道堂宫观都「藏」在什麽地方呢？这个问题也难不倒几乎将一部香港道教的百年发展史都牢记在脑中的游子安。他告诉记者，香港的道堂宫观有的设在郊野之所，如纯阳仙院位於大屿山，桃源洞位於大埔，逢瀛仙馆位於粉岭，就连大名鼎鼎的黄大仙祠所在的九龙区百年前亦属清静的荒野之地；不过，更多的道堂宫观因应香港的地域特点，只能设在九龙、港岛闹市区中，有的独辟一座院落为道观，有的乾脆「上楼」在商厦里购置或租赁一间至数间单位便也开坛传道。这或是香港道教有别於内地的一大「特色」。

　　一场由南向北的反哺

　　如果说，一间间道堂宫观是为躲避乱世而来，那麽，它们的确在香江边上的这座城市找到了发展和壮大的福地－－最起码，当内地的道观被战火摧毁或因政治运动遭解散时，香港自由的环境和相对安稳的社会，使道教香火能在此接续不绝。游子安举例说，清朝年间，广东有三间黄大仙祠，分别是芳村的普济坛、西樵的普庆坛和芳村的普化坛。1915年，普庆坛的梁仁庵道长将黄大仙花香带来香港，1921年设啬色园普宜坛。1919年，内地掀起「破除迷信运动」，1958年是「反迷信运动」，及至1967年又搞「文革」，使得广东的三间黄大仙祠受到破坏，啬色园成为硕果仅存的黄大仙祠。还有天清草堂与省躬草堂也是先在广州创立，然后分别於1928年、1931年在港建立同名道堂，如今，其祖堂皆已不在，港堂则传承至今。一段民族同悲的历史，令人唏嘘。因此，在内地道教於上世纪80年代后力图复兴之时，香港道教界便主动架起交流的桥梁，发挥「反哺」之责，如1994年，香港道教联合会赴京访问中国道教协会，资助中国道教学院的教学和研究；青松观资助修复广东罗浮山黄龙观；圆玄学院在广东花都捐修圆玄福利中心；蓬瀛仙馆多次捐款赈济内地的水灾；云泉仙馆资助南海云泉仙馆的修建等，无不展示出香港道教界的一片赤诚道心。同时，现今的香港道教界在推动道教文化的学术研究及宫观管理向现代化转型方面，已然是中国道教的先行者，并可为内地道教提供借鉴。从这一点上来说，於香港保存下这一线道脉，更是中国道教的幸事。（图片由游子安博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