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今人而言，書法是一種雅趣，官員或文人當眾揮毫主要是出於交游、應酬，甚至是生財的需要;而在古代，書法不僅是一種雅趣，更是一種日常生活、公務之必需，有時還是一種籠絡人心的手段。專攻書法史研究的美國波士頓大學藝術系教授白謙慎近日在商務印書館的尖沙咀書店舉辦講座，分享他通讀晚晴官員的海量日記、書札后的有趣發現，以藝術史和社會史結合的視角研究他們的文化活動。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菡

　　并非所有墨跡都算「書法」

　　由於日常書寫工具和書法「創作」的工具完全相同，古代社會日常生活中的書法活動極為頻繁：批覆公文、練字、寫信、開藥方、記賬等，無不是書法活動。若以此計，現今存世的「書寫遺蹟」將多得不計其數。因此，白謙慎在介紹晚晴官員日常生活里的書法活動時，特意先對概念作了界定。

　　「我所說的『書法』并非是指平常的事務性書寫，而是指為了懸挂或是欣賞的、帶有『創作』意味的書法。」白謙慎說。可即便大幅縮小定義，古人的書法活動依然多到令人咋舌。他援引晚晴重臣曾國藩的日記為例指出：「曾氏『每日早起，習寸大字一百，又作應酬字少許;辰后，溫經書，有所知，則載《茶餘偶談》;日中，讀史，亦載《茶餘偶談》;酉刻至亥刻，讀集，亦載《茶餘偶談》;或有所作詩文，則燈后不讀書，但作文可耳』。這段日記告訴我們，刨除公文批閱、書信往來，曾國藩每天都要練習一百個大字，還寫三次《茶餘偶談》的讀書筆記，有時還作詩。你很難想象，現在還有哪個高官每天會寫這麼多字。」

　　如此勤奮的，非只曾國藩一人。潘祖蔭給吳大澂的一封信中就寫到「臨石鼓文悶極，寫一紙即撕去俟臨百本后再就正耳」。潘祖蔭當時官至工部尚書，相當於今天的正部級，工作之繁忙可想而知，就這樣，他練字竟以「百本」計，足見有多癡迷書法。

　　晚晴官員的書法活動還包括朋友之間切磋書法，很多人在書信及日記里記下了自己是習字心得。如曾國藩的友人何紹基是晚晴最有影響的書法家，曾氏時常與他切磋書法，這在他的日記里也有所反映，「酒后，與子貞談字」「至何子貞處，觀渠作字，不能盡會晤，知平日所得者淺也」。又如光緒帝師翁同龢日記里寫道：「未出城，臨帖，悟「戒虛鋒」一語。」「邇來稍悟書法，落筆須曲折并須靈動。」

　　當書寫變成重負

　　相比於練字和自娛，晚清官員為應酬而作的書法量之多更是驚人，其中最常見的形式是對聯和扇面。

　　那麼，這個量到底有多大呢?白謙慎以曾國藩長子曾紀澤為例指出，同治十年12月18日，「早飯后……寫八言對聯十七副;午飯后……寫八言對聯五副，五言對聯四十副;夜飯后……寫折扇，篆書者一柄，楷書者一柄」，合計寫了64副對聯。

　　「書寫量巨大，官員們只能想辦法提高效率。例如，在寫對聯時只寫對句，暫不落款，積到一定數量后一起落款，以免不斷換筆。有時，他們也會找人代筆寫應酬之作，像曾紀澤就曾在日記中寫自己不堪其苦，而『覓人代筆，求餘自書款也』。」白謙慎說，大量寫字使得磨墨變成一件苦差事，清初的書法家王鐸的書童就曾磨墨到「僵欲倒」的地步。1879年，一位名叫姚孟起的文人委託鐘表店以發條原理制作了第一台磨墨機，總算是幫官員們提高了一點書寫效率。

　　官員為何要寫那麼多字?

　　官員們為何要寫那麼多字?白謙慎從社會史的角度進行了研究。他表示：「一方面，科舉制度對文人書法具有一定的要求，再加上當時社會的書法氛圍影響，使得書法成為晚清官員們日常的娛樂活動。另一方面，進入清代，朝廷廢除人頭稅，推行攤丁入畝制度，以及玉米、紅薯的引進，促成人口迅速增加。可是，官員的職位并未同比增加，中國的人情社會傳統使得社會對書法的需求大增。舉例而言，同治七年十月，翁同龢護送妻子的棺柩回故鄉常熟安葬，為一路幫忙打點和弔唁的人寫了很多字，僅十月初三一日就『為人作楹帖五十餘，扇十餘，手腕欲脫，觀者如堵牆』。類似這種上位者向下位者贈送墨寶、維繫關系和籠絡人心是普遍現象。」

　　白謙慎還進一步地對造成中國應酬書法形式以扇面和對聯為主的現象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巨大的墨寶需求量令到官員們不得不去尋找一種最適合、最便捷、最有效的書寫方式，而只需10個字就能組成一對的對聯便成為最佳選擇。另一個讓人忍俊不禁的原因是，古代富人家的房子都是幾進式，大門、二門、廳堂等都有懸挂對聯的需要，這也使得高官名人書寫的對聯成為最受歡迎的「禮物」，既能凸顯獲贈者的品位，又能使其臉面有光。

　　從藝術和社會史的角度切入，白謙慎將一幅生動的晚清官員文化活動景象展現在今人面前，有趣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