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註曾是國人向西方學習的重要工具，但在今天，它所承載的使命已大為弱化

　　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獲今屆諾貝爾文學獎，帶動他的小說在中國熱賣。人們從書架上拿下他的書時，很少會去深思讀它可能帶來哪些改變。流行，就是最大的傳播理由。可是，在百餘年前的中國，翻譯卻不僅是一種文化行為，更是一種尋求變革的政治策略。任何一本書籍，不論是科技、政治讀物，還是小說，只要能進入國人的視野，就都天然地擔負著「向西方尋道圖強」的使命；它們的傳播，也如其推廣者所希望的那樣，對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菡

　　譯著是一片輿論陣地？

　　近代中國的第一本長篇翻譯小說叫《聽夕镕談》，出現於1873年。但學界大多將1898年視為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史的起點，其標誌性事件是梁啟超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開宗明義地闡述小說對改造國民、改造社會所起的政治作用。此后，外國小說、詩歌、戲劇、散文譯著大量進入中國。

　　值得一提的是，在譯著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這個問題上，和梁啟超持有同樣觀點的大師級極多：1915年，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創刊號上就刊載了俄國現實主義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說譯著《春潮》和《初戀》，宣稱「要用翻譯這個武器來助長啟蒙運動的開展」。

　　1920 年，沈雁冰發表一篇題為《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的文章，公開提出：「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為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同一年，瞿秋自在《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中也談到翻譯的目的是為了中國社會的需要，「只有中國社會所要求我們的文學才介紹－－使我們中國社會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學才介紹」。

　　由大師們的言論可知，晚清至民國時期涌現的外國文學翻譯熱潮，其動力是為了向中國引入可移風易俗、促進社會變革的新思潮、新生活方式，這是當時文化界、翻譯界的主導精神。

　　「信達雅」并非唯一標準

　　和現代的譯著格外注重「尊重原著」不同的是，百餘年前被翻譯成中文的名著大多未嚴格按照原文翻譯，而是不同程度地融入了譯者的「自創成分」，這或是因譯者外語水準有限，也可能是譯者有意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的塊壘。

　　陳獨秀與蘇曼殊合譯的《慘社會》就是一個不按原作翻譯的典型。此篇最初連載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國民日日報》，號稱是法國雨果的《悲慘世界》的節譯，但其實很不忠實於原著。如篇中男德說：「我們法蘭西人比不得那東方支那賤種的人，把殺害他祖宗的仇人，當作聖主仁君看待。」男德還說：「那支那國孔子的奴隸教訓，只有那班支那賤種奉作金科玉律，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民，也要聽他那些狗屁嗎？」這些內容在雨果的原著中根本無法找到，而是譯者在闡發自己的政治思想。

　　對於近代文學翻譯著作的此類現象，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人文學科講座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王宏志早前出席一次「翻譯與比較文化研究」的學術研討會時就指出：「翻譯本身的角色不是對原文負責，而是對譯人語文化產生影響。」

　　偵探及言情小說流行百年不減

　　不過，百餘年前最受普羅大眾歡迎的還是偵探小說和言情小說。例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七月，梁啟超在其主編的《時務報》創刊號上刊載了《英國包探訪喀迭醫生案》，隨后又連載了四篇浮摩斯偵探小說，使得該報一時洛陽紙貴。光緒二十五年(1899)正月，林紓與王壽昌合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問世，也是立即引起極大反響。

　　學界人士分析說，梁啟超選登的偵探小說講述的不外乎是遺產繼承、因奸致殺、利益不均等案件，都是國人熟悉的財、色二字，但破案過程卻寫得跌宕起伏，令讀者欲罷不能；而且，那些偵探小說宣傳的是公平公正的思想，行文中全無中國小說中必不可少的菩薩顯靈或冤魂託夢情結，主角全靠驚人的智慧、嚴密的邏輯推理與科學手段的運用來破案，令讀者耳目一新。此類偵探小說有意無意地宣揚了西方科技與文明的進步性，那或許就是《時務報》刊載這類作品的目的之一，編者借此也可宣傳維新變法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同樣的，當年被多家書局出版與再版的《茶花女》講的不過是才子與妓女的故事，許多元素在中國古代愛情小說里都能找到，但書中有關舞廳、劇院、社交場合、社會風尚及法國浪漫情調的描述卻是陌生而迷人的，使中國讀者在欣賞這些引人入勝的故事時，也逐漸接受了西方的敘事技巧，長期以來的審美趣味與欣賞習慣開始顯現出多元化。

　　文學大師也搞「神翻譯」

　　翻譯小說的流行也帶來了語言使用習慣的變化，如羅馬蒂克、派對等詞匯就是當時被「引進」國門的。有趣的是，有些新句式、新詞匯難免會露出生搬硬套的痕跡，如梁啟超就曾寫出過「上書於所最敬最愛之中國將來主人公留學生諸君閣下」這樣的句子，徐志摩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一段對話翻譯成「羅: 啊，難道你就這樣丟下我不給我滿足？朱: 哪一類的滿足你想在今晚上向我要？羅: 你的相愛的忠貞的誓言來交換我的……」，整段讀來，叫人忍俊不禁。這樣的句式因距離漢語習慣太遠，很快遭到淘汰。

　　總體而言，近代翻譯文學雖有「不忠實」的傾向，但其歷史價值卻是不可忽視的。國際知名文化研究學者、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認為，是近代文學翻譯直接促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和發展。他說：「文學翻譯對現代性的作用在於，它促使近代中國得以推倒舊文學，建立新文學，從古典審美轉向現代審美藝術觀，從西方借鑒新的文學形式和文學內容，促成新的文學語言即現代白話文的形成。」已故文學翻譯家施蟄存認為，文學翻譯對現代性的貢獻不僅體現在文學層面，而是「在中國讀者中間廣泛地傳布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使他們獲得新知識，改變世界觀，使他們相信，應當取鑒於西方文化，來挽救、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