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天下第一禁书”《金瓶梅》开篇写道：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短短28个字，将一个16岁的少女写得杀气腾腾。对此诗人杨黎认为，《金瓶梅》本来是一本教育人五讲四美、计划生育的贞节之书，它并不比《水浒》这种在替天行道借口下，主讲杀人放火血腥暴力却堂而皇之成为“四大名著”的作品更低级。可惜，在一个杀人放火比偷奸养汉更符合道德律的国家，它从来没有被接受。而这之后的几百年，它更是被粗暴的披上了色情外衣、政治外衣、历史外衣。只是，在一个越来越没有秘密的世界上，我们缘何还在阅读中保持这种令人尴尬的矜持？

朱新建《金瓶梅》图册

在我们那个年代，好玩的事情很少，看书，特别是看书中有关男女关系的内容，实在是我少年时代的最大乐趣。我记忆中比较难忘的，都是一些非常革命正派的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成长演绎，特别是被缩减为《保尔与冬妮娅》的爱情臆想之后，基本上成了我的枕边书。还有《艳阳天》里，我刨开那些革命故事，专找坏人的细节看。“情人眼里另出西施，马之悦说，他爱的就是她的一身膘。”还有《红楼梦》。我对那个完全包括在意象、文辞、欲说又休的呓语中的亦幻亦真的世界，也逐渐有了兴趣。作为知识的一种，我为我正在强壮的身体而遗憾，我想我怎么不是“多愁多病身”呢？

一开始，我的阅读就是建立在窥淫的目的上。这种阅读述求，基本上影响了人类的叙事本质，它与创世神话和历史演义同为人文关怀。在一面努力为淫的时候，自身昂扬的荷尔蒙又让身体安静。我们说的灵魂，比如我们对未知的恐惧以及对秩序的需求，就以道德的形式出现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听说《金瓶梅》的。在中国有这样一本书，它由三个女人的名字构成：金莲，瓶儿，春梅，而这三个淫荡的女人又都和一个叫西门庆的男人有机的关联在一起。金莲之淫、瓶儿之荡和春梅之骚，被一个不知名的人浩浩荡荡地写了100回，比曹雪芹的76回还多了24回，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兰陵笑笑生自然成了最早的网名，而作者自然也成了最早的水军。只是这个水军，居然没有人给他买单？即使是少得可怜的5毛，也没有，他完全是自作自受。比起凄风苦雨中远逝的曹雪芹，他又多了一份遗憾。对于刚刚有着文学梦想的少年，我觉得我不愿意当《金瓶梅》的作者。

我在中国正宗的文学史上，几乎没有读到有关《金瓶梅》稍微像样的评介。作为一部传说中比四大名著更有名、或者差不多有名的中国文学奇迹，我对它的所有了解，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传说之中。什么银托子、羊眼圈、相思套。只是这样的诱惑很滑稽，它导致我必将进入的衰败。对我而言，曾经有很长的时间关于性的想象是不真实的。而这种虚幻、幼稚的性想象，不能说单源于《金瓶梅》，却一定源于以之为首的中国明清色情小说。

也就是说，《金瓶梅》的时代并不是孤立的时代。一大群隐名埋姓的写作水军，带着他们的《肉蒲团》、《九尾龟》、《枕上春》、《国色天香》而来。而这些诲淫不倦、自娱自乐的作品有些共同特征，里面的男人都有阳具偏小的大缺憾（西门庆除外，所以他最有影响力）。后来，我问过国学专家，我说这难道就是传统的中国病？为了解决这个难言之隐，在那些小说里面，男人遍访名医神仙，最后成功换一驴具，再出江湖，成为中国女人的梦中情人。

当然了，还有就是一本小说与一个时代的必然关系，似乎包含在整个世俗形态的流变之中，经济、宗教、伦理、法律都不落下。所以，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仿佛都必须和明末清初的历史研究紧密的扯在一起。我觉得这的确也分不开，至少分不清。虽然对于中国而言，打战国亡至民国建，这国与国之间，就没有发生过足以改变世界的影响。作为一个专业的写作者，我更愿意从文本与文本建设中理解和谈论这样的关系。所谓明清小说的兴起，以及这些小说与唐诗宋词的差异，其实只能是文本自身的发展与文本自身的差异。一句话，语言的成熟，确定了表达的多样化。我甚至可以这样想象，在《水浒》、《金瓶梅》之前，人们的言说方式也许都有点“词不达意”。汉赋的华丽，掩盖不了文言与怨妇的先天性贫血。这贫血的结果，那就是汉语的早夭。唐诗的珍贵，包括它著名的月亮、山泉、蔷薇、枫叶、野火、烽烟、大漠、女人、美酒、琵琶……都脱不了一个文艺青年的味道。更不要说宋词了，它千百万转之间，一心要表达的仅仅是一个民族对旋律的丢失。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承认了，明清小说的庞大、杂乱、肮脏和下流，特别是它的肮脏和下流，恰好为濒临绝迹的语种提供了再生可能。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人具换驴具，甚至包括不可否定的《红楼梦》里那首气死所有唐诗粉的“女儿乐”。

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浪漫主义文学，当然也不是现实主义文学，这是中国特色的人间传奇，不知道它属于文学的一种还是历史的一种。它不仅在上面那些禁书里大行其道，即使在我们的历史中也理直气壮。把幻想和现实分不清楚，其实也不想分清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金瓶梅》详细描写了男女私事，而且全是那些只能做、不能说的私事。谁都看了乐了，但谁都这样认为，这些淫秽的细节描写，不利于人类自身的道德建设。或者说，我们面对我们的欲望，如果不保持一套设计完善的秩序，整个世界就面临毁灭。

据说中国夫妻在行夫妻之事时，必须关灯无语。而皇帝后宫三千，但也没有搞三P四P的。如果搞了，肯定就是千秋荒淫之帝，必遗臭万年。作为一个中国儒生，我说《金瓶梅》的作者，他就算潜水，也还得为自己的灵魂披上一件礼仪的外衣。打开这本天下第一禁书，一开始就看见吓人为善的诗篇：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短短28个汉字里，面对一个16岁的少女，居然杀气腾腾。所以，其实《金瓶梅》本来是一本教育人五讲四美、计划生育的贞节之书。

我小时候看书，特别喜欢看坏人做坏事的情节。但，就是到了现在，我也没有看见《金瓶梅》究竟怎样坏的？与《水浒》相比，一本在替天行道的借口下，主讲杀人放火血腥暴力的小说，却堂而皇之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四大名著。从这个角度看，杀人放火实在比偷奸养汉更符合道德律，自然也更容易被缺少道德的国家、种族和它的文化接受、理解和传播。

《金瓶梅》作为一本小说，它的所有价值，都得等它能够足本呈现、正大光明的面对世界之后，我们才可以清楚。作者为自己披上的因果报应、吓人节欲的外衣，以及后人为它披上的艺术外衣、政治外衣和历史外衣，都是不切实际的，包括这篇文章本身。这确实是人类的毛病，至少是明清小说的毛病。一方面津津乐道的描述男女之事，一方面又必须为这样的描述找到道德的借口。相比西方那些作家，他们在相同的描述之下，敢于直接站在道德的对立面，把邪恶从自身感受和思考中解救。我曾经以为这是宗教的原因，对于不能直接面对具体的神的群体，他自然更不敢面对习俗这个摸不着、看不见的庞然大物。

如果我们要给《金瓶梅》正常评价，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给男女关系以及男女关系所及之事之物之态以正常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必须建立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础上。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评价才能满足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这个要求首先是不允许比喻，不允许“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闻”的意淫。因为它看上去很迷人，但人类不断打开的内心愿望，似乎就这样被隐藏了。特别是在今天，隐私已经成为了对世界的背叛，而我们还在阅读和现实的双重虚构中，保持颇为尴尬的矜持。

杨黎，男，1962年8月3日生于四川成都。1980年开始写作。1986年参与创办《非非》，为非非主义写作的领军人。2001年，参与创办《橡皮》、建立废话写作群，为这个写作群的理论阐述者和写作者。现已出版《小杨与马丽》、《灿烂》、《向毛主席保证》、《五个红苹果》、《一起吃饭的人》等诗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