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花費了時間、投入了注意力、傾注了情感的公眾而言，深入現場采訪的記者是受其委托的介入者，公眾將強烈的直接交往沖動投射到了記者身上，尊重生命、心存同情，則是必須履行的行為，是對記者的底線要求。

 

　　上海外灘踩踏事件之后，先有微信公眾號“復旦易班”發公開信指責部分媒體“大篇幅引用遇難的杜同學的私人資料”，繼有匿名媒體人回應“別太矯情了”，再有研究機構以《在滿足知情權與消費遇難者之間》為題集納了幾位學者意見--學界和業界如何看待不幸罹難的復旦女孩的報道展開了爭論。

 

　　一、先來分享印象深刻的兩個長片

 

　　“911”事件一周年之際，我看了將近十部美國各大電視臺播出的非虛構節目，真可謂各有千秋，其中ABC的著名記者戴安娜﹒索耶講述了幾十個不幸失去父親的寶寶的故事：“911”事件發生時，有的還在媽媽的腹中；幾十位媽媽（有的還是未婚媽媽）痛失親人的絕望、苦苦尋親的癡情、茫然無助的惶恐和為愛而生的勇氣以及寶寶們懵懂無憂的笑臉，在鏡頭前毫無遮掩。反復觀看，每次都熱淚盈眶，既慨嘆命運無常，更感動于生命的堅強。

 

　　“311”日本大地震之后，NHK調查了名取市閖上地區遭遇海嘯襲擊的一個地方為什么5600人當中竟有600人罹難。記者的報道不僅用動畫復盤居民的逃生路徑和遇難地點，還有對大量幸存者的采訪，他們死里逃生的慶幸和生離死別的傷慟盡情流露。

 

　　二、特殊時刻，公眾對記者有特殊的情感與倫理要求

 

　　回到上海。要對當記者的前同行說：數十人在新年前夕瞬間西去的慘痛時刻，各方對記者、對媒體有著特殊的情感和倫理要求。

 

　　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敏銳地發現，“現代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缺乏任何共同在場形式的間接的人際交往為特征的。這導致了所謂的接近的沖動--只要有可能就希望與人會面的傾向--的產生”，不在上海而關心死傷者的公眾（包括學者）很難人人奔赴外灘表達祭奠，即使借助微信、微博和跟帖或文章跨越時空地傳遞哀思，也難以實現與傷者和死傷者家屬一對一的中介式互動（mediatedinteraction）；這時候，文字、圖片和視頻報道承擔起了溝通信息、傳遞情感的雙重任務，使不在現場的讀者、觀者與遠方的他者建立了“親密的關系”，使他們在表達追責意愿和表示慰問之外，有了一種“同在”與“共度”的方式。文字和圖片、視頻通過電視尤其是手機終端呈現的直觀逼真，使得這種關注的空間距離被壓縮，情感儀式特征增強。

 

　　以涂爾干和蘭德爾·柯林斯的情感儀式理論來看，這種閱讀與觀看具有了這樣一些成分：集體注視，心境近似，仿佛共同在場。這些成分的聚合，有可能激發集體興奮，從而產生這樣一些效果：群體團結（如以往“今天我們都是XX人”之類說法）、情感增強、認同同一符號（如網上虛擬“點蠟燭”、“獻花”）、對“違規”（尤其是記者和媒體違規）的憤怒；對花費了時間、投入了注意力、傾注了情感的公眾而言，深入現場采訪的記者是受其委托的介入者，公眾將強烈的直接交往沖動投射到了記者身上，要求記者表現出面對面互動（face-to-faceinteraction）中應有的關愛言行作為回報。

 

　　中外共通的道德準則成了公眾衡量記者言行的第一標尺：孔子的“仁者愛人”、孟子的“惻隱之心”、墨子的“兼愛”，以及既看重人的利己心又高揚同情心的亞當·斯密的“我們常為他人的悲哀而感傷，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不需要用什么事例來證明”的闡述，都成了公眾不言自明的倫理依據。

 

　　對于中國記者的職業道德準則，公眾雖然不一定了解具體條款（例如《中國廣播電視編輯記者職業道德準則》第31條的“報道意外事件，應顧及受害人及家屬的感受，在提問和錄音、錄像時應避免對其心理造成傷害”等），但他們的一般要求與規約暗合。對所謂的表達生動，公眾會視之為道德上的選擇性行為甚至斥為煽情，是對記者職業表現的過高要求；而尊重生命、心存同情，則是必須履行的行為，是對記者的底線要求。

 

　　理解了危難時刻公眾特殊的情感和道德要求，需要記者在報道真相和尊重生命之間尋求平衡。但也要提醒批評者：公眾除了知情權，還有監督權，除了監督權，還有同情權；記者除了可能消費遇難者，也有人會主動選擇尊重--維護其體面、彰顯其權益，尤其為了防范類似慘劇重現。

 

　　三、怎么看待這次的報道

 

　　在災難事件報道中，其實各國同行早已有約在先；

 

　　以同情之心對待自然災害、交通事故、戰爭、犯罪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人，采訪活動不應增加生者的痛苦；杜絕任何對災難的娛樂化表達；記者不以噩耗報告者的身份出現在受害者家人面前；盡量避免以特寫展示死難者親屬悲痛欲絕、痛苦失態的表情；盡量避免死傷者血肉模糊的畫面、鏡頭以及死難者的面部特寫。

 

　　針對這次對復旦女孩的報道，從應用倫理的角度看，雙方的指責與辯誣都在動機論、效果論和原則論之間爭執。不給學者和記者分別貼上批評者和回應者的標簽，論動機，批評者指斥有的記者為博眼球消費逝者，我的觀點是很多記者是在履行媒體職責、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和同情權；論效果，批評者指責有的記者對死者和親友造成二次傷害，我的回應是很多記者的報道讓社會從具體生命個體而不是全稱或數字指代的消逝中獲得警示、主動反思；論原則，批評者認為有的記者侵犯個人隱私把死者當作工具，我的看法是利用網絡公開信息、避免類似悲劇重演才是敬畏真相、尊重人權、把人本身當作目的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