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舊迎新，中組部忙得夠嗆。

　　除了專項整治超職數配備幹部，消化15800多名副處級以上領導職數，還要馬不停蹄地和省部級“大員”進行談話，對他們蹲的“坑”進行調整。

　　最近一段時間，一位政治局委員和十余位省部級幹部都進行了工作調整，力度之大，實屬少見。有人說，民眾認識高級領導幹部，有兩個視窗期，一個是反腐落馬，一個是職務調動。顯然，這次調整，讓聚光燈下，出現了不少“新面孔”。

　　都有什麼調整?

　　不妨先來看看，在各個省市，聚光燈下都有哪些“政治明星”，都有哪些省部級以上官員進行了工作調整。

　　具體來說，有升任的，比如陳一新和杜航偉，都是新晉省部級序列;也有平調的，比如陳良智(武漢和成都屬於副省級城市，黨政一把手為副省級幹部)和梁田庚。陳海波、曾萬明、張超超雖然級別未變，前後都是副省級(瀋陽也是副省級城市)，但都進入了省委常委一級，等於是“升任”。

　　而調整的具體原因，也各有不同。但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反腐拔出了蘿蔔留下了“坑”，一個是正常調任帶來的空缺。前者，比如河北原組織部長梁濱落馬後，省委常委空缺一人，梁田庚長期從事組織工作，相信，除了河北省委常委，有可能還會任組織部長一職;後者，比如今年8月，哈爾濱原市委書記林鐸調任遼寧省委常委、紀委書記，哈爾濱市委書記出現空缺，陳海波正常“補缺”。當然，也不乏與兩者都有一定程度關聯的。比如，廣州原市委書記萬慶良落馬後，廣州市委書記由天津市原副市長任學鋒接任，空缺出來的天津市副市長，由閻慶民調任。

　　有何具體特徵?

　　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分析一個群體，往往有助於洞察吏治思路。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調整之前，還有兩個重大事件，一個是全國組織部長會議在京召開，強調全面從嚴治黨;一個是中辦印發《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以下稱《規劃綱要》)，為未來5年的黨政領導班子建設定調。

　　苗蒂落下的瓜，才是最甜的;真正落地的政策，才是最有效的。會議召開了，綱要印發了，將會議的精神、綱要的要求落實到選人、用人，任用、考核，才是最重要的。怎麼看是否落實了?當然就得看選什麼人到什麼位置，關鍵職位用什麼樣的人。這次的人事調整，是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中辦印發《規劃綱要》後的第一輪調整，自然是貫徹基本精神，這也是為何極具觀察意義的原因。

　　梳理此次調整，這些脫穎而出的人，有著三個共性。

　　首先，極其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且各級歷練很完整。沒有一定的歷練，不熟悉基層的工作，把階段的調動看做為下一次提拔鍍金，這樣的幹部怎麼可能安安心心為國家操勞、為百姓打工。相反，在歷練上，無論是新晉省部級序列的幹部，還是升任副省級多年的幹部，都相當完整。比如陳一新和杜航偉，從官方簡歷上看，均未出現過跨級提拔，都是由最基層的科級幹部開始幹起，一步一個腳印，逐步走上副部級。

　　習近平在去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就曾批評“剛提拔，板凳還沒有坐熱，又想升遷”的現象，直問“這樣的人靠得住嗎?”同時，還指出：“成長為黨和國家的中高級領導幹部，需要經過必要的臺階、遞進式的歷練和培養。”習近平強調，幹部成長，不能唯臺階論，但必要的臺階卻是不可或缺的。這是幹部成長的一個基本規律。《規劃綱要》更是明確指出，要“注重選拔經過多崗位鍛煉、實際工作經驗和領導經驗比較豐富的幹部”。這次調動中貫徹的中央用人思想，您讀懂了麼?

　　其次，異地任職和交流任職增多。不僅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幹部交流增多，既有中央向地方輸出幹部，比如閻慶民、曹宇和劉賜貴;也有地方向中央輸送幹部，比如孫春蘭和努爾·白克力。同時，地方之間的幹部交流也增加了不少。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陳海波和唐良智，他們均是副省級城市的黨政一把手，卻無一例外，去另外一個城市擔任要職。據統計，副省級城市中，無論是市長，還是市委書記，由本地晉升的比例均超過四分之三。已經調整的副省級城市黨政一把手中，任學鋒、陳海波和唐良智無一例外，都屬於異地交流，而非本地晉升。

　　從落馬的“一把手”來看，本土晉升的很容易滋生山頭主義和團團夥夥，拔出蘿蔔帶出泥。異地交流，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從制度上遏制山頭主義、團團夥夥和結黨營私。

　　最後，年輕幹部得到選拔任用，形成一定的幹部梯隊。此論調整，幾位副省級幹部，基本上屬於60後，只有陳一新是50後，但也是1959年出生，接近60後。而最小的張超超，更是1967年出生。但是這些年輕幹部，都在基層“墩過苗”、擔過重擔。正與習近平所強調的“優化幹部隊伍年齡結構”“使班子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備”一致。當然，年齡並不是決定性因素，正如《規劃綱要》所指出的，“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和‘一刀切’”。

　　要知道，德與才，才是一個領導幹部的立身之本。

　　轉載自“人民日報評論”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