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漢書·西域書》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講的正是漢通西域道，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絲綢之路。實際上，中國絲綢早在公元前5世紀至前4世紀就已經傳入到世界各地。在西漢以前，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就已經初步形成。從考古和文獻記載看，內地與西域經濟文化的交流早在殷周時代就已開始。但絲綢之路的暢通與繁榮，則是西漢政府在河西建置了酒泉、張掖、武威、敦煌四郡以后的事情。

　　建置四郡加強對河西治理

　　河西位於甘肅西部，處於青藏高原與內蒙古高原之間，自古就是中西交通要道。這條東西長千餘里，南北寬不到百里的狹長走廊，自古以來，在交通和軍事上占重要地位。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得知月氏欲報匈奴之仇。為尋求月氏共同抗擊匈奴，武帝派遣張騫率百餘人出使西域。張騫等出隴西經河西時，不幸被匈奴捕捉，稽留十年。后來乘機逃出，越蔥嶺，經大夏、康居，到達月氏，意欲聯合大月氏，由於此時大月氏已在大夏建國，不願再東返故里與匈奴為敵，聯合大月氏的目的沒有達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進軍漠北。匈奴向西潰退，并依靠阿爾泰山以南諸國之力繼續與漢軍對抗。從「徹底斷匈奴右臂」上考慮，張騫向漢武帝建議二次通使西域，聯絡烏孫共擊匈奴。武帝采納了張騫的建議，任命張騫為中郎將，率部三百多人，攜帶金幣絲帛巨萬，牛羊萬頭向西域進發。二次出使，西漢逐漸完成了聯合烏孫和天山以南的諸農業國共同抗擊匈奴的目的，同時削弱了匈奴的勢力，開始建立漢與天山南北以及中亞諸國的友好關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騎兵萬餘入侵上谷（今河北懷來東南），殺數百人而去。漢武帝命令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率騎兵萬餘從隴西（今甘肅臨洮東北）出發橫渡黃河，在皋蘭下（今甘肅皋蘭境內）與匈奴軍短兵相接，匈奴騎兵大部被殲。於是，霍去病率軍長驅追擊，在武威境內擊潰休屠王并俘獲相國、都尉等上層人士。然后過焉支山(今山丹胭脂山)，斬匈奴折蘭王及盧侯王，在張掖敗渾邪王并俘虜其王子。經此戰，漢軍自敦煌凱旋，入匈奴境千餘里，打破匈奴。同年夏，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澤（今內蒙古居延海），功至祁連山，擒獲匈奴部眾上層一百多人，俘虜二千五百餘人，殲三萬餘人，同時打通河西走廊，使河西匈奴貴族損失慘重。也正是這年秋天，匈奴貴族內部發生分裂，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部四萬降漢，漢政府把他們安置在河套地區，建立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五個屬國。按照《漢書張騫傳》所載，從此「金城、河西并祁連山至羅布泊空無匈奴」。漢武帝遂在河西移民屯田、列亭，障設烽燧，置都尉，駐戌卒，逐步設立郡縣，建置了河西四郡，即酒泉、張掖、武威、敦煌四郡，全面加強了對河西的治理。自此，長城以北、以西大片游牧區逐漸變成農業區。匈奴為此悲歌：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擴大對西域政治經濟影響

　　河西四郡的建置和對河西的開發，經歷了武、昭、宣三帝，歷時五十多年，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反映出西漢政府經營河西之艱難。但河西四郡的建置打開通往西域的交通，對絲綢之路貿易走廊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產生了深遠影響。河西四郡建置后，漢政府開始大規模地向新拓展的河西地區徙民。與此同時，西漢通過屯墾戍邊和移民開墾方針，推動在河西實行的屯田開墾政策，使當時河西落后的游牧區逐漸發展成了農業區。大片的農業區連接起來，出現了新興的農業區，促進了官方與民間商業貿易發展，推動了河西四郡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以及新疆的于闐、疏勒、龜茲、高昌這些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鎮的繁榮與發展。并在成就這些城鎮在對外貿易上的重要地位和發展河西地區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同時，還創造了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擴大了漢朝對西域的政治經濟影響，加強了與西域各部族的政治經濟關系，促進新疆統一於漢朝。當時西域派遣使者來漢朝納貢者絡繹不絕，這些在史書中也多有記載。如《漢書武帝紀》記載：「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渠犁六國使使來獻」。這些來漢朝納貢的使者，其中一些人還留在了河西，成為漢與西域聯繫的紐帶和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中介。絲綢之路貿易走廊和黃金段的暢通，加強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經濟大化交流，中國的絲織品、冶金、鑄造技術、穿井術等生產技術以及茶葉、容器、漆器和中藥材、排蕭等樂器傳到了西方各國，從新疆或通過新疆，西方的良種馬以及棉花、胡桃、苜蓿、胡菜、菠菜、葡萄等多種農業植物傳到了中原，西方的音樂、舞蹈、雜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頸琵琶籌多種樂器傳入內地。此后隨著隋唐時期道路運輸和貿易範圍擴大，絲綢之路達到鼎盛景況，其后又經歷代發展至元代開通亞歐大陸橋，絲綢之路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為人類文明和進步建立了輝煌的功績。（作者：杜擂升 甘肅省政府文史研究館研究員、甘肅省政協委員、省臺聯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