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励志书更受歧视的书类了。承认自己时不时转向这类标题寻求如何应对生存之道，容易引起所有渴求看上去严肃而有教养的人们对你产生轻蔑与怀疑。像是为了一点点体面在执行消除其分类的任务似的，出版商们用华丽的封面打扮它们，而发行商们则将它们塞进“心灵-身体-精神”这一区域，任它们在那儿模糊成一片无法辨认的、令人作呕的粉色和紫色凸起。

以前可不是这样。在西方两千年的历史中，励志书处于文学成就的顶端。古人特别擅长实践。伊壁鸠鲁写了差不多三百本励志书，几乎涉及任何主题，关于爱的，关于正义的，关于人类生活的。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塞涅卡写了数卷励志书，来建议他的罗马同胞们如何处理愤怒（现在仍是愤怒话题下可读性极强的书籍），如何处理一个孩子的死亡（《玛西亚的安慰》）以及如何克服政治与财务上的耻辱感（《给鲁吉利乌斯的信》）。作为面对过一个帝国瓦解时经济奔溃的人，马可·奥勒留的相关著作《沉思录》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励志作品之一不是不公平的。

基督教延续了这条脉络。本笃修道会和耶稣会倾倒出一本又一本手册去帮助人们驾驭尘世生活的风险。神学家托马斯·肯皮斯在其中世纪畅销书《效仿基督》中建议，人们应该记录下书里的句子，背会它们，然后在危急时刻复述它们。直到十九世纪早期，优秀的励志书作者们仍在炮制这样的忠告。回想下以简练有用的短语出名的大师——《生活的智慧》的作者阿瑟·叔本华，他在1823年解释道：“一个人必需每早吞下一只蟾蜍以确保那天不再碰到更恶心的东西。”这个长期传统背后的假设是，别人说的话对我们有益，不但表现在能给出实用的建议，而且更微妙的表现在——将我们个人的迷惑与悲叹重组成为意味深长的公共性话语。于是，我们立刻不再感到那么孤单，那么害怕。

那么，何以解释励志书的威信直到今日仍逐渐下降呢？一个至为关键的触媒便是，19世纪中期现代大学体系的发展。大学成了哲学家和智者的雇主，开始不再奖励帮助人安慰人那套东西，而是奖励把事实弄对。由此开始了一种对准确性以及相应的功用忽视性的迷恋。为了变睿智而求助于哲学家或历史学家（这对我们祖先而言完全是自然的假设）的想法开始看起来可笑、唯心而不成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世俗化发展，它强调现代人可以依赖纯粹的常识、一个好会计、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以及对科学的虔诚信任来应对生死。未来的公民应该不需要有关如何保持冷静或免于焦虑的告诫。今天，怀着寻求巨大生命困境答案的理想而上大学，会被学者们嘲笑——他们也许还会叫救护车。

故而，励志领域全然陷入到许多古怪而时常令人遗憾的类型当中，在今日蓬勃发展：人们重新包装基督教的内容，说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怀有信念，努力工作，不要绝望，就会获得财务上的天堂，否则就会让那些对佛教、精神分析或道教一知半解的人得逞。将现代实践者联合起来的是他们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郑重的假设，使人振奋的最好方法就是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将自己从更高贵的前人精神上全然切断，而前人们知道，使人最快振作起来的方法是告诉她——事情与她预想的一样坏甚至更糟。或如塞涅卡所言：“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励志书，因此，当大部分严肃作家不能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当告诉读者某个东西“有用”的想法已经等同于陈词滥调，就格外令人悲哀。“奥赛罗关于爱情的20个贴士”看起来可能是个糟糕的书点子，但它的要点在于如何处理这一标题下要放的内容，而不是点子本身。设想一下，假如是卡莱尔、艾默生或者维吉尼亚·伍尔夫来写，会是如何景象？在我们当前的道德与实际困惑中，励志书哭闹着要求重生和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