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例行國會期間發表施政演說。日媒稱，安倍回避或模糊了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憲法等引發嚴重爭議的問題，僅表示要促進安保立法，以使該國能“無縫”應對所有事態。

　　盡管口頭上有所回避，實際行動中安倍已摩拳擦掌，准備在本屆國會中推動審議有關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安全保障配套法案。這將是安倍改變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政策的又一步驟。

　　早在首次擔任首相時，安倍就進行了所謂“強化安全保障”的嘗試。如設立“關於強化首相官邸國家安保功能會議”，強化首相官邸對國家安保政策的“指揮”作用，並籌劃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該屆政府還設置了“關於重新構建安全保障法制基礎懇談會”(安保法制懇)，來研究依據和平憲法該國不能行使的集體自衛權。

　　因病辭職後，安倍的諸多打算在第一任期內未能落實。在第二次當選後，安倍立即“重振旗鼓”，重啟“安保法制懇”，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以內閣決議方式解禁集體自衛權。安倍還破例提前修改《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並制定了日本首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上述一系列舉動，都以“積極和平主義”為旗號。按照日本本屆政府的邏輯，二戰後對該國非軍事化改造是“消極和平主義”，抑制日軍備無助於緩和亞洲緊張局勢。因此，安倍號稱要轉而推行“積極和平主義”，“為世界和平作出更多貢獻”。

　　日本反複強調戰後其對東南亞國家提供的政府開發援助，以及日參與的聯合國維和行動，希望借此樹立和平形象。

　　然而，日本宣稱的以和平為目標的安全保障卻經不起推敲。

　　日“安保法制懇”研究集體自衛權時曾提出幾個議題，其中除了日是否可以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為他國部隊提供救援和支援外，還包括日能否與在其近海受攻擊的美國艦只共同防衛。很明顯，日安全保障中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與盟友加強合作。在推動國內安保立法修改的同時，安倍政府與美一起進行了《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工作。在美支持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容已經寫入這一指針。指針修訂還大幅拓展了自衛隊活動范圍和任務。事實上，日自衛隊職責已出現重大轉變。日將由“專守防衛”轉向協同美軍一起實行對外幹預。而這一切是否真正為了和平，卻是難以界定的。

　　和平借口掩蓋下的還有安倍實現日正常國家化的企圖。安倍在施政演說中含糊其辭，稱要“深化有關修憲的全民討論”。但安倍早就提出全民公投的選項，甚至已制定出明年參議院選舉後實施這一計劃的時間表。種種跡象顯示，安倍擺脫戰後和平體制的意圖日漸明晰。

　　另外，日大肆推行曆史修正主義，與中韓等戰爭受害國制造摩擦，更是不利於和平穩定。如果日本真的以和平為目標，就應知道，相比於反省曆史，所謂“應對所有事態”並非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