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拉美國家而言，今年1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拉美共同體論壇”象征新的世界秩序即將到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諾加強與該地區的經貿關係，預計到2025年中拉貿易規模將達到5000億美元，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則將達到2500億美元。其中以身陷困境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Nicolas Maduro)獲益最大：他與中國達成一項逾200億美元的投資協議，涵蓋經濟、社會、科技和石油等項目。

　　但《金融時報》認為，對中國而言，該筆貸款就像“舉起一面鏡子，令中國的“國家對國家”融資模式的缺陷表露無遺;近年來中國以這種模式向發展中國家政府提供的巨額貸款幾乎都不附帶條件，也沒有透明度可言，其目的往往只是換取資源。”中國能否拯救委內瑞拉的因素分析如下。

　　民粹貪腐誤國

　　2013年3月5日查韋斯(Hugo Chavez)病逝後，其欽點接班人馬杜羅提出的競選口號之一為“我是查韋斯，我們都是查韋斯。”然因上任後他始終無法完成查韋斯“烏托邦式”的承諾，導致去年8月份的民調其支持率已降至39%，《經濟學人》將其稱為“貶值中的玻利瓦爾革命”(Devaluing 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貶值的主因有二：民粹和貪腐。

　　“民粹主義”“是影響拉美發展困境的重要因素。民粹主義主張依靠民眾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並積極動員民眾廣泛參與政治進程。”但民粹主義不僅會導致政治不穩定，且往往會迫使政府追求福利主義經濟政策，從而使經濟喪失競爭力。民粹主義體制原本就很難規劃必要但不受歡迎的長期政策，特別是當富有魅力的偶像人物過世(如委內瑞拉)或是錢花光了(如阿根廷)，這種體制終將癱瘓。查韋斯不僅能說善道，更有面對問題的勇氣和解決問題的決心。

　　反觀卡車司機出身的馬杜羅曾謂查韋斯化身小鳥在教堂中對他說“追求勝利”，甚至表示阿根廷籍主教當選教宗乃因查韋斯向上帝說項，難怪美國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雷立夫(William Ratliff)形容馬杜羅是“拉美魔幻寫實小說中的人物”。馬杜羅以鐵腕對付哈佛大學畢業的反對黨領袖羅培茲(Leopoldo Lopez)，指控羅培茲鼓動暴力示威、是“美國的馬前卒”因此“必須付出代價”。毫無“領袖魅力”的馬杜羅想學難以複制的查韋斯，落得“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就不足為奇了。

　　再者根據“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貪腐印象指數(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2013年委內瑞拉在全球177經濟體中排名160，2014年降至161名，是拉美中貪腐最嚴重的國家。中國和這種國家打交道能不謹慎?

　　難逃資源詛咒

　　哈佛大學政治學者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和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者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在2012年合著的《國敗論：權力、繁榮與貧窮之源》(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書指出，決定國家成敗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制度，制度。”該書認為制度“能夠推動和激勵人民有效地利用其生產力，以及創造和累積財富的健全制度和組織，乃國家成功和致富的關鍵。

　　這些所謂good institutions包括法律給予私人產權的保障、履行合約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充分的投資自由和機會、低稅率、有效控制通貨膨脹，以及貨幣的自由兌換。”《國敗論》一書還發現，“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未必會走上繁盛的康莊大道，反而容易跌入貧苦的陷阱，亦即‘天然資源的詛咒’(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委內瑞拉是受“資源詛咒”的典型國家，石油出口占全國出口收入95%以上、政府收入的近50%，“玻利瓦爾革命貶值”的經濟原因即在無法平衡石油的生產和消費。委內瑞拉人均燃料油消費量是拉美國家平均水准的三倍以上，平均每輛車每月消費汽油約300公升，超過美國。但根據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公司估算，汽油的生產成本約為零售價的28倍，每年須為此補貼高達70億至120億美元。

　　委內瑞拉平均每天消費的石油從2002年的40萬桶增加到2014年的73萬桶，但石油產量已連續八年沒有增長，可供出口數量下降導致政府財政捉襟見肘，目前連用於進口基本食品的外彙都難以支應，更別說要拿出大筆資金補貼來維持廉價汽油了。

　　債多不愁?

　　更糟的是，目前委內瑞拉一攬子出口石油價格已跌至每桶38美元，大幅低於政府制定2015年預算時參考的每桶60美元。為維持國際油價，馬杜羅多次號召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簡稱油盟)減產，並連續訪問俄羅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等石油出口大國商討聯合穩定油價措施。

　　自去年6月以來，委內瑞拉的油價下降了56%，也就是需開采出兩倍的原油才可能償還自2007年以來累積近500億美元對中國的債務。鑒於委內瑞拉經濟局勢持續惡化及政治極化日益嚴重可能導致違約風險增加，去年9月中《華爾街日報》拉美專欄作家歐格蘭蒂(Mary Anastasia O' Grady)在“委內瑞拉邁向倒賬”(Venezuela Heads to a Default Reckoning)為題的專文中指出，委國可能將無法償還高達800億美元的外債。

　　稍後，標准普爾將委國長期本外幣主權信用評級由B-下調至CCC+，展望為負面。針對中國今年1月200億美元的投資承諾，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芭芭拉·考什瓦爾(Barbara Kotschwar)認為，“委內瑞拉面臨的是短期的貨幣及信貸危機……馬杜羅先生看起來就要違約了。”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薛力警告“中國不應高估拉美的戰略意義”，他認為“中國海外投資的主體是大型國企，對於政治風險的抵抗能力要大於西方競爭對手，但依然無法避免政治風險，為此，定期進行風險評估是必要的，並設立對某個國家投資、貸款的‘止損點’。以委內瑞拉為例，投資與貸款累計已經達到700億美元以上，考慮其政治經濟狀況，似乎不宜再大幅度增加投資與貸款。”

　　《金融時報》曾善意地警告，“委內瑞拉危機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廣泛適用的教訓：向奉行非正統政策但具備政治魅力的領導人提供軟貸款，可能帶來引火燒身的結果。”從去年底墨西哥以透明度不足為由取消中國高鐵的標桉，到今年1月墨西哥“坎昆龍城”(Dragon Mart Cancun)因觸犯環保法規及長期欠繳罰款遭全面停工，顯示中拉關系進入“深水區”後暗潮洶湧，中國企業“走出去”需步步為營。

　　（作者：向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