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北京市民陳先生一家三口准備出境旅遊，需要明確一位親人為緊急聯絡人，於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可陳先生在北京的戶口簿，只顯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要開證明只能到江西老家父母戶口所在地派出所。最終這一難題的解決，還是得益於向旅行社交了60元錢，就不需要再去證明他媽就是他媽了。(4月8日《人民日報》)

　　看到過很多奇葩證明，未必能夠想到“該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因為這一證明，很多網友開始追憶“曾經一起開過的奇葩證明”。其實類似這樣的奇葩證明，畢竟不是常態，而證明之痛卻是常態;即便普通的證明，也會碰到若幹痛苦。

　　去過政府部門辦事的人，大多有一個感慨：煩不勝煩，辦什么事都要有證明，沒有證明幾乎寸步難行。可對政府部門來說，你上班他上班，你休息他休息。好不容易請一天假，好不容易排到了隊，問題出現了：證件不齊，情況變化，而且很多時候還要“證明證明證明”。在這方面，根本沒有任何條件可講，如果家住外地，更有可能“橫跨大半個中國來辦證明”。要證明你爸是你爸，要證明你沒犯過罪，要證明你沒結過婚……面對各種各樣的證明，你只能感慨，“我們都是有證明的人”。

　　不能說這些證明都沒有必要。拿“證明我媽是我媽”來說，相信也有一點點道理。如果沒有這一要求的話，不排除有些人怕麻煩，虛構一個“緊急聯絡人”，到時真要出了問題，那就麻煩大了。問題是，許許多多的證明，難道必須“親力親為”嗎?

　　今天已經進入了互聯網時代，政府部門也一再呼籲全社會要有互聯網思維，並且還有不少推動措施。說得好也應該做得好，政府部門為什么不做互聯網的先行先試者?方便、共享是互聯網思維的特征之一，如果政府部門有互聯網思維，那就應該打破信息壁壘，建立一個公共信息庫，不同地區不同部門聯網操作。比如說需要辦一件事，那就認准一個部門;需要哪些證明材料，通過這個部門直接登錄信息庫。像“證明我媽是我媽”，當場就可以開出，何需東奔西走?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這也啟示我們，在簡政放權這個話題上，一方面要立足於“減”，一些證明能減則減，解決證明過多過濫問題;另一方面要立足於“通”，打破各地區各職能部門之間的信息障礙，通過一定的規則和權限設置，實現公民基本情況的共享，解決證明難開難辦問題。果能如此，許多證明也就不必開了，也沒有什么奇葩證明了;即使有些奇葩證明被遺忘在江湖，那也不要緊，反正能夠資源共享，不需要來回奔波。

　　互聯網時代不該有“證明我媽是我媽”，出現這一問題，說明現在的互聯網思維只是說說而已，或者要求別人的多要求自己的少。在其背後，既有著理念問題，還可能有著利益問題。據稱，陳先生因為向旅行社交了60元錢，就不必去開證明了。60元到底交給了誰?這裏面摻雜的就是利益。這也提醒我們，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要難。而要讓互聯網思維深入人心，讓政府成為互聯網思維的先行先試者，不僅需要一場思維風暴，更需要一場改革風暴。一些利益必須打破，否則改革紅利無從談起。 (作者：喬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