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報道說，在中央戲劇學院昌平校區當保安的王亞軍寫了一本書，名為《姿治通鑒—姿色鑒定學概論》。他想以這本書創立一門新的學科“姿色鑒定學”。上月初，該書稿在中國版權保護中心作了版權登記。王亞軍說，不得不承認，社會對於好看的人有所優待，在一定條件之下，姿色可以換取社會資源。他發明了“色酬”一詞，解釋那些用姿色換取財富、工作、社會地位等社會資源的現象。

　　一位社會學專家就此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分強調外貌的作用不符合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容易對青少年產生誤導。而王亞軍所供職的中央戲劇學院則回應，保安屬於聘用性質的合同工，寫書也純屬個人行為，因為沒有對其書進行了解，校方不做任何評價。

　　顯然，上述兩種表態是有區別的。說到底，“表態”就是一種價值判斷。重要人物或團體對社會表明看法，會對廣大人群產生影響，會推動社會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或分裂;同時，這種表態也會引來反作用，會對表態者本人的公眾形象產生影響;所以，對公眾表態不可不慎，表態是否恰當、是否正確，非常重要。鐵道部原發言人一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表態所帶來的後續效應，就是一個教訓。

　　事實判斷是價值判斷的前提。所謂事實判斷，就是你在表明贊成或反對之前，你首先對你要評價的對象有一個全面、完整的了解;在基本了解的評價對象的真實狀態之後，你才有資格發表意見，這就是毛澤東一貫強調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用事實判斷的標准來看王亞軍的著述行為，如果他對記者所說的“我是在大量研究樣本基礎之上得出的理論，不是主觀炮制的，有大量樣本和數據作支撐”的話屬實，那么他至少是認真、嚴肅地想寫一本書。他探究“色酬”現象，跟是否贊同“色酬”無關—還是那句話，在選擇立場、確定觀點之前，先做好事實判斷。至於他的“姿色鑒定學”有沒有價值，相信出版社編輯會判斷，沒有價值，出了書賣不掉，出版社不會掏錢。如果王亞軍自費出版，就要接受讀者的檢驗，市場的檢驗。也許賠錢他也願意，反正過了一把出書的癮。

　　用事實判斷的標准來看那位社會學專家的表態，至少有一個問題：他的價值判斷先於事實判斷。王亞軍的書稿還沒有出版，還沒有讀過這本書，僅僅是大致了解王亞軍的研究范圍，就作出了價值判斷。退一步說，即使王亞軍所研究的現象當中包含了錯誤的價值觀，也不等於王亞軍本人的觀點就一定是錯誤的。為什么類似“表態”中的“有罪推定”比“無罪推定”更多更常見?表態者為什么更習慣於“有罪推定”?如果誰有興趣寫一本“表態學”，這一現象不可放過。

　　再看中戲校方的表態，強調寫書是王亞軍個人行為，這個表態好像只是說了一個明擺著的事實，但是，這有一定價值。我們經常見到混淆職務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現象。一些人的職務行為出了問題，引起社會關注，有關單位為了逃避責任，故意說成“個人行為”。對王亞軍寫的書，因為不了解，“校方不做任何評價”—這是不表態，但是，在另一個層面上，表明了一個態度，堅持了一個立場：在不了解事實的情況下，不隨意作價值判斷。這對王亞軍，對公眾，都是一種負責的態度。

　　很多圍繞公共話題的爭議，有很多不是觀點、傾向的分歧，而是對爭論對象缺乏了解，對事實不加辨析導致了歧見，本來可以形成的共識，也成為不可能。當然，另一種情況除外—如果對職責范圍內的事情“不了解”、“不表態”，就是推諉了。(戎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