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雲南省紀委消息，昆明市委書記高勁松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至此，不到一年時間，昆明三任市委書記先後落馬。他們分別是仇和、張田欣和高勁松。(4月12日新華網)

　　天無常形，人無常勢。說來還真是個笑話，20多天前，也就是今年3月15日晚，昆明市委召開常委會議，通報中央關於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組織調查的決定，時任昆明市委書記的高勁松主持會議並強調“堅決擁護中央對仇和調查決定”，同時告誡與會人員要“爭做勤廉雙優的好幹部”。一轉眼，高勁松自身又成了被組織調查的對象，角色的迅速反轉，讓人再一次領教了雙面官員“台上大談反腐、台下大搞腐敗”的“精彩演出”。

　　掐指一算，短短幾年間，從仇和到張田欣，再到高勁松，昆明市居然連續三任主要領導倒掉了。由此，有人推斷昆明的“土壤”有問題，導致其成了腐敗重災區。在我看來，三任市委書記“前腐後繼”與昆明這個地方的關系未必大;刻意突出“昆明”，對昆明並不公平。尤其是高勁松，他主政昆明不過8個月，其腐敗軌跡與昆明未必存在交集—“前腐後繼”既不是規律，也不是魔咒，它只是中央重拳反腐下的必然耦合，亦是多位腐敗官員咎由自取的命運疊加現象。

　　因此，關注“前腐後繼”的焦點不在昆明官場，而在“帶病提拔”：“問題官員”落馬後的繼任者為何又是“問題官員”，這種用人失察現象是怎樣產生的?解答這個問題恐怕比處理“問題官員”更重要，這也是跳出“前腐後繼”的怪圈根本舉措之一—近年來，考察失真失實、“帶病提拔”“帶病上崗”等問題時有發生，幹部群眾對此深惡痛絕。就在今年初，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面對山西當時空缺3位市委書記、16位縣委書記、13位縣長崗位時就提到，“這些崗位不能長期空缺，但是也不能今天提上來，明天又進去了。”如今，高勁松的落馬再次證明用人失察問題是中國政治生態的一個毒瘤，且仍然需要下大功夫去解決。

　　或許從高勁松身上，我們並不難找到用人失察的主要原因。據傳高勁松在曲靖任職，而且口碑一般，當時從曲靖調入昆明補任書記，是因前雲南省委某主要領導“力排眾議”。很明顯，如果當時高度重視高勁松“口碑一般”，並由此進行深入考察、調查，恐怕張田欣的繼任者也不至於這么短命。可惜的是，高勁松在擔任昆明市委書記問題上因為“力排眾議”而“說你行不行也行”，這種在選人用人問題上的少數人說了算，導致用人失察也就不足為奇了。盡管我們目前無法獲知在重用高勁松過程中究竟是誰在“力排眾議”，也不知道這一過程有無腐敗，但作為選任和監督幹部中的主要負責人，顯然應承擔失察之責，他既沒有把好“入口”關，也未能發揮主要領導在黨風廉政建設中的“第一責任人”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中央印發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指出，凡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的……追究黨委(黨組)主要領導成員、有關領導成員、組織(人事)部門和紀檢監察機關有關領導成員以及其他直接責任人的責任。人們注意到，新條例在選人用人問責方面，追究情形更具體了，責任主體更明確了。

　　誠然，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嚴防用人失察，必須強化問責、動真碰硬，讓權責對等，使組織紀律成為帶電高壓線;也只有把責任融入選人用人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領導幹部心中，構築防治用人腐敗的堅固防火牆。試想，若一個地方只要出現了一例“帶病提拔”問題，就嚴肅追究選人者、把關者、用人者的失察之責，“前腐後繼”現象自然能夠得到有效遏制。(鄧子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