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對華投資是有出有進的，但總體上是進大于出，并沒有出現所謂的外資撤離潮。”4月16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例行發布會上如是回應外界質疑，外資企業撤離中國，并不能說是“潮”。

　　去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資流入國，但與此同時，中國外資撤離論的說法甚囂塵上，每當有國際大公司撤離之際，這種說法更是明顯。

　　“從一季度來看，FDI比去年下半年有所改善，增速水平表現較好。”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劉學智認為，撤離中國的外資企業更多是依靠勞動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企業，“本身是落后產業鏈的淘汰，長遠來看，有利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

　　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145.7億元人民幣(折348.8億美元)，同比增長11.3%(未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數據，下同)，這一水平高于去年全年10.3%的增速。“從今年一季度趨勢來看未來FDI的波動會減小，趨近更平穩的走勢。”商務部研究院對外投資研究所所長梁桂寧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投資綜合環境依然突出

　　今年春節前夕，一批外企把部分生產業務從中國遷到東南亞和印度。對此，有報道稱，一些世界知名企業的生產部門相繼撤離中國，或遷往東南亞國家，或撤回母國，中國出現“外資撤離潮”。

　　“這個問題如何看待關鍵是要看事實。”沈丹陽直接列出了三組數據，用來回應上述論斷。

　　第一組數據，據聯合國[微博]貿發會議今年一月底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2014年中國吸收外資1280億美元，首次成為世界最大的外資流入國。第二組數據，根據上海美國商會《2015年中國商業調查》，有73%和75%的受訪企業2014年在華業務實現盈利或者收入增長，有67%的受訪企業計劃2015年擴大在華投資。第三組數據，今年一季度全國實際利用外資比去年同期增長11.3%，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

　　“這些數據充分反映出我國投資環境的綜合優勢依然突出，也說明我國吸收外資的綜合競爭力依然比較強。”沈丹陽指出，中國吸收外資的綜合競爭力，除了體現在外商普遍看好我國潛力巨大，而且穩定增長的國內市場因素外，也與中國法律制度體系日臻健全，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不斷完善，產業配套能力迅速提高有很大關系。

　　劉學智亦如此認為，外資企業的撤離更多是不適應中國轉型升級過程中，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的企業自身行為。

　　“從去年9月份開始，FDI都呈現出正增長的態勢，即使一季度GDP下降至7%，但在全球仍然是高水平，所以我們的投資回報率依舊比較可觀。”劉學智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中國的投資環境對外資仍具備吸引力。

　　2013年成立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被視為中國開放型經濟的新高地。在上海自貿試驗區內，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進行了探索，同時加大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同時，這種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被推廣到近日發布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中。

　　“吸收外資環境持續改善，是吸收外資規模持續增長最主要原因。”沈丹陽表示，盡管也有一些跨國公司對投資環境有所抱怨，但這主要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后的不適應。

　　外資流向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

　　“確實有少數跨國公司對在華業務進行了調整，但總體上看數量非常有限的。”沈丹陽分析說，外資撤離受勞動力成本上升，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或者一些外商投資企業經營不善等因素影響。

　　如果梳理離開中國的外資企業可以發現，“撤離中國的外資企業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尤其是珠三角一帶，多集中在勞動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加工產業，在低價、資源、勞動力成本上升后，利潤收窄，從而倒逼這些外資企業尋找更廉價的要素市場。”劉學智說，外資增速的波動與制造業外資的減少分不開。

　　商務部數據顯示，2001-2014年我國服務業吸收外資占比從原來2001年的24%，到2014年已經提高到55.4%，今年一季度服務業在全國經濟總量中占比提高至61.9%。而另一端，制造業利用新增外資的規模和比重則在持續下降。

　　“即原有的一些制造業外資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的業務進行了一些調整。”沈丹陽解釋道，制造業外資的下降和原有制造業外資的正常調整，“我們認為是正常的”。

　　劉學智表示，短期來看，集中于制造業的外資企業撤離，會影響經濟下降，但是長遠來看，這對中國產業轉型升級、淘汰落后產能的結構調整有利。“因為外資集中于服務業比制造業的效益更高，不僅會促進結構轉型，而且有利于帶動與消費相關的長產業鏈。”

　　“經過改革開放后30多年外資的快速發展，已經形成一定體量的資本集聚，外資在經濟總量中的貢獻在減少。”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