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樹梁祖籍河南信陽，2012年被評為“深圳優秀保安員”并獲得入戶指標，年底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妻子因政策關系，要在明年6月才有入戶機會。為了幫助妻子落戶，他頑強續命，為了續命，他成了“抗癌斗士”，和醫生所說的“一般病人只能活3到6個月”相比，吳樹梁已堅持了近30個月。（4月26日《新京報》）

　　城市戶口所具有的“含金量”有多高，吳樹梁個人的遭遇，便是清晰的賬本。比如，他得了肺癌，其在入戶之前，就醫一下子就花了20多萬，如果有了戶口可以辦深圳的醫保，九成的花費便由醫保埋單；因為妻子沒有入戶，享受不了廉租戶的待遇，住房又是一筆不小的支出。由此，不難理解吳樹梁為戶口而活著的意義所在。他因為被評為“優秀保安員”，拿到了深圳戶籍的敲門磚，整個家庭也一只腳踏進了深圳的大門。這也意味著，等到妻子孩子都入戶的那一天，即能分享通過努力也難以企及的福利。“隨遷”入戶是個辛酸的字眼，他背負著妻子和孩子入戶的擔子，不得不以命相搏，若天不佑人，勢必會使得戶籍“得而復失”。吳樹梁家的辛酸，反映的依然是加快城鄉一體化、破除城鄉戶籍壁壘的問題。

　　城市戶籍壁壘是城市環境容量和公共服務資源供給的瓶頸所致，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多、資源成本高，同時，大城市又容易成為社會資源的洼地，導致更多的人想留在大城市，不得不通過戶籍的方式來獲得資源；另一方面也源于城市利益算計的功利，社科院發布的《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報告》測算顯示，目前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為13萬元，這個成本在大城市會更高。

　　打破戶籍壁壘的核心是“同城同權”，但總的來說是說著容易做著難。客觀來說，一夜解決市民化所需要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是不現實的，而主觀來說城市既缺少投入的動力，也害怕步子過快，會形成人口快速涌入的“洼地效應”。正是因為如此，許多城市都選擇了“積分入戶”制度，一是為了有計劃地市民化，二是有選擇地為城市所用，如大城市的入戶制度都有顯性的“精英化”痕跡。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戶籍改革列入了改革的重要的事項，去年7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出臺，意見指出，建立居住證制度，以居住證為載體，建立健全與居住年限等條件相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去年底，與之配套的《居住證管理意見》征求意見，至今待產。該意見提出9項基本公共服務、6項便利實行“同城同權”，都是未來的方向與路徑。

　　戶籍壁壘是區域之間的割裂與對立，換言之，拆除戶籍壁壘除了強調城市提供公共服務資源的義務之外，更需要從頂層設計上消除人口流動的障礙。比如，保障制度、義務教育制度、高考制度等等，都是行政區域的割裂設計，而非一體化的平權制度。以高考為例，誰接納流動人口高考誰在招生上吃虧，哪個城市又愿意打開壁壘？

　　顯然，破除戶籍壁壘需要頂層推動，讓戶籍改革與社會保障、義務教育、高考制度等改革同步推進，改變“分灶吃飯”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