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俊
最近央視一套在播的一部電視劇《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據說收視率還不錯，也許與知名演員閆妮做主演有關系。略微了解了一下內容，發現也是一部抗日神劇。印象中央視近來播了不少抗日劇，網上搜了一下還確實不少。近來有關抗日神劇的批評和嘲諷不少，央視新聞節目也曾經對抗日劇變神劇做過批評。不過在我看來，《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這部劇雖然沒有那些“神劇”中的神技、神劇情、神鏡頭，但是劇情也同樣很不靠譜。
關于中國軍民抗戰的艱苦程度，許多歷史書籍（包括口述史）、紀錄片和檔案文獻可以說明真實的抗戰是非常艱難、非常殘酷的。抗日劇中的浪漫愛情、絢麗服飾、斃日本軍人如探囊取物的狗血情節在戰爭年代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娛樂無罪，但是拿殘酷歷史來娛樂，不僅愚蠢而且愚昧。可是，央視一邊批評抗日神劇，一邊卻在黃金時段播了一部又一部“不怎么神”其實還是夠神的抗日劇。打開所有的電視頻道，可以看見幾乎滿屏都是抗日劇，除了抗日劇，剩下的也基本是過時的宮廷劇。
宮廷劇的娛樂化可以溯源自瓊瑤小說，抗日劇的“神劇化”溯源自哪里不好說，但是像潘長江的《舉起手來》等略早一些的作品或許是源頭之一。如果硬要溯源，《地雷戰》、《雞毛信》之類老電影所形成的抗日題材創作模板也當然是有關聯的。文藝作品一定程度上對歷史的美化是可以被管理部門和觀眾接受的，但是究竟美化到何種程度也難有定論。
為何中國會在近幾年生產大量的抗日劇？為什么抗日劇紛紛“神劇化”？這是很值得深究的。
中國大批量制作抗日神劇，表面上滿足了部分國人的自大心理，實際上劇情的過度娛樂化展示的卻是民族心理的極度自卑。新聞廣電總局作為文藝出版管理部門，央視作為大陸第一媒體，沒有它們的許可和放縱，恐怕抗日神劇也不會這么泛濫成災。
抗日神劇名義上屬于文藝作品，其實是一種國家權力之下的產品，是橫店標準化生產線批量制作出來的毫無營養的政治符號。這些產品被成批地引進央視和各地電視臺輪番播出，形成滿屏都是抗日劇的文藝繁榮景象。這其中，既有資本的逐利，電視臺的政治宣傳需要，也有制作人、導演、演員、編劇、電視頻道采購構成的連環經營機制。
橫店生產線每天都有十多個劇組在拍攝相同題材的電視劇，扮演鬼子的群眾演員每天“死”十幾次，從編劇到服飾，從道具到場景，幾乎沒有不是粗制濫造的。低成本制作，電視臺購買，消費者不論看不看都要支付有線電視費。大量粗制濫造的神劇充斥熒屏，電視觀眾毫無選擇的余地。年輕人還可以自己在網上看美劇日劇韓劇，而中老年人只能被迫接受這種國家產品。電視臺之所以整體播這些電視劇，原因是這些電視劇成本低，題材又不觸犯政治底線。以前的宮廷劇拍濫了，觀眾審美疲勞，需要以新的題材替代，于是以諜戰片、抗日片取而代之。
如果說宮廷劇是文化人（如瓊瑤作品、席慕蓉作品）的文學作品拍成的影視作品，還是有一些文學性和歷史文化內涵的話，那么抗日神劇則完全是既無文學性也無歷史文化內涵的偽劣產品。神劇中展現的我軍民之神勇，滿嘴“小鬼子”、“小日本”的蔑稱，只有我方永遠勝利的戰爭和永遠智力氣質均猥瑣不堪的“皇軍”，國共之間“共軍”永遠戰勝“國軍”的“編”劇，無處不展現“我”之神勇無敵，無處不張揚“我”之偉岸雄魄，而“敵人”則永遠是猥瑣、狡詐、殘暴、喜歡花姑娘、不堪一擊。顯然，這些劇情都已模式化、符號化了。而一旦經過新聞廣電總局審批獲得許可批文，就成為國家權力所允許的符號產品。
文藝作品并非一定要根據真實歷史來創作，但是作品中所呈現的符號文化則是評價作品的重要向度。文藝本身應當是一個自由的創作領域，如果題材和符號被國家權力所控制，文藝家們必須依據政府指示進行有目的性的創作，那么文藝就失去了自由的創作基礎。如此，不僅作品，連文藝家們也成為符號的一部分。在中國大陸，許多影視作品本身就是國家權力符號的一部分。如上世紀50-60年代的電影，努力地去創造符號以體現權力的需要，但也因為某些內容或者形象不夠符號化而被批判。符號化的極致是八大京劇樣板戲，從劇情、唱詞唱腔到演員形體，都必須符合政治的符號化需要。由于長期符號化，觀眾的欣賞趣味也被符號化了，1978年改革開放后拍的電影才會引起那么大的爭議。
文革期間的政治符號與今天的政治符號不同，革命“高大全”式的符號已經不能引起消費者的興趣。但是，雖然改革開放30多年，美劇日劇韓劇一度泛濫，文藝的符號化依然是文藝市場一道揮之不去的緊箍咒。有不少影視作品被廣電總局“槍斃”了，雖然有些作品獲得國際獎項，但在國內市場上卻始終不能公開上映，原因就是題材內容觸及了政治的敏感神經。如張藝謀的電影《活著》，較為真實地反映了建國后政治運動中小人物的命運，電影里并沒有說什么過頭的話，但是就是因為不符合符號要求被禁止上映。這部電影的內容與學者于建嶸的小說《我的父親是流氓》有異曲同工之處，小說公開發表后網上也有不少指責。
早有學者指出中國的歷史教育灌輸了太多的仇恨教育，以致現在許多年輕人仍仇視日本和日本人，幾次抵制日貨和仇日風潮中的主要參與者都是年輕人。抗日神劇也會導致一樣的結果。我們在批評日本政府不尊重歷史的同時，其實我們自己也一樣不尊重歷史，大量符號化、標準化生產出來的影視作品都在向年輕人灌輸虛假歷史和仇恨價值。人們始終生活在電影電視營造的“鏡像”之中，這種“鏡像”斷絕了客體實在和歷史真實這些真實知識，在高速消費時代，符號“鏡像”取代了客體成為知識的來源。有社會調查顯示，許多中國小孩子的歷史觀念就是來自這些粗制濫造的文藝作品。有良知的學者為此顯得憂心忡忡，這些孩子能成為未來國家建設的棟梁嗎？
可以肯定的是，在國家掌控符號生產的情形下，神劇不會消失，只是題材在根據觀眾的口味在變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