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證明的不只是我媽

 

　　30年過去了，脫胎於東莞「一條凳服務」的各種「行政服務中心」已經遍布全國各地。然而，大家辦事都變得方便了嗎？近期，媒體不斷爆出多地居民在政府部門辦事被要求出具「奇葩證明」的事件：有老人為了領取社保而被要求證明自己「還活著」的；有為了女兒辦社保卡被要求證明「女兒我是女兒的」；有為了證明「我是我」而往返京豫兩地7次的；再加上李克強總理日前痛斥過的證明「我媽是我媽」橋段，「證明難」的問題已經引發了輿論和網民的狂熱吐槽，成為廣大人民的「切膚之痛」。

 

　　平心而論，行政審批須出示相關證明，這本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於，為了避免某些不法之徒騙取本該屬於納稅人的合法利益，對某些證明材料進行嚴格要求，也是符合大多數公民利益的。然而，要對「我是我」、「我媽是我媽」這樣的事情進行證明，那就不僅僅是「嚴格」而是「權力刁難」了。

 

　　一方面，在內地生活過的人都知道，一個人一出生，就相當於開啟了辦理各種證明的「辦證人生」。從出生證、戶口本、獨生子女證，到身份證、居住證、就業證，「我是我」、「我媽是我媽」這樣的事情早已經在辦證的過程中被證明了無數次；另一方面，隨著技術的發展和設備的升級，早已對公民信息了如指掌的政府部門對任何一位公民的相關信息進行檢索早已經不是什麼難事。

 

　　因此，中國公民的「證明難」源於政府體制中的條塊分割、部門利益作祟。然而，30年前東莞的實踐就已經告訴了我們，只要是有足夠的利益驅動在里面，即使不同的部門也可以在相同的利益驅動下而變得協調一致。

 

　　官員政績考核改革是關鍵

 

　　事實上，無論是從東莞的「一條凳」審批，還是今天各地方規模宏大的「行政服務中心」，我們仔細觀察都會發現，這些機構主要的服務對象仍舊是企業。這是因為，簡化企業的審批流程，可以產生促進經濟發展，提高GDP，增加就業和稅收，優化營商環境等一系列正面效果，而這正是對於官員升遷前景起到關鍵作用的政績指標。在這樣的利益指導下，無論是哪一級政府哪一個部門，都有著充分的動力去提高自己的服務，簡化不必要的審批「刁難」。所以我們也會發現，與普通公民的證明難相比，較少有大公司大企業會有類似「跑斷腿」的經歷。

 

　　可是，與「GDP」、「稅收」、「就業」等等這些清晰和明確指標相比，公民的「滿意度」不僅分量遠遠不及上述幾個指標，而且難以進行量化衡量，因而對官員的升遷等無法形成關鍵性的影響。甚至在一些部門，由於「一票否決」等嚴格的負激勵的制度，導致了行政服務中「不做不錯，多做多錯」思維的產生。於是，一些「過分嚴格」甚至是「刁難」的證明要求出現也就順理成章了。

 

　　針對類似的「權力刁難」，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提出了一系列對策，如利用「互聯網+」，實現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減少行政審批程序的同時，也能減輕相關部門的工作壓力；李克強總理更是在痛斥「有權任性」的同時，許下了大力「簡政放權」的莊嚴承諾。然而，若是片面忽視政府相關部門的利益，再好的技術手段也將會被束之高閣，再堅決的放權改革也會在暗中反彈。其實，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已經給出了我們答案，那就是：改革官員的政績考核指標，提高公民滿意度列為官員升遷的決定性指標——假使能夠「公民吼一吼，官員抖一抖」，縱使「有權」，誰又敢「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