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的耿直特質在張燕生身上體現得一覽無余，這位65歲的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在被邀約出席各地的經濟座談會中，極少發出贊美的聲音，更多的是對地方劣勢的列舉、具體事例的呈現和直言的批評。

　　“自貿區不能成為優惠政策的洼地”“前海不適合大規模創業，只能作為一個種子基地”“前海不是套利套匯的夢工廠”“前海基礎研究的底子過于薄弱”……類似這樣的針貶之言不時出現在如此的訪談中，直率的背后，更蘊藏其殷切的期望。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目前的GDP和貿易總量在全球的比例都已超過10%，這一成績獲得的源頭可追溯于37年前的改革開放—歷史上中國四個經濟特區以開放倒逼改革，確立了基本的市場經濟制度，并且讓960萬平方公里的古老國度和國際社會深深融合。

　　但是，中國今天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已經與30年前完全不同，改革開放帶來的財富并沒有惠至每一位國民，需要處理的問題也是堆積如山：經濟改革還需要完善、社會改革有待繼續、政治改革面臨巨大壓力，改革的攻堅性質包括重構現有的利益格局等。如今，國家高層立意成立四個自貿區，目的在于形成南北呼應，重在自我轉型和升級，以新一輪開放重塑改革新局。

　　身為自貿區問題專家，張燕生在過去數年中，足跡遍及目前中國已獲批的四個自貿區中，而其曾經長期任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榮獲過孫冶芳經濟科學獎，且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講師的經歷，使其區別于一般的學者，其對前海如何既是“國家的”，又是“深圳的”的理解；對前海如何務實地發展金融、航運和創新，又必須抽離現實承擔基礎科研、港人就業等公共職能的辯證理解，均令人印象深刻。

　　不用把自貿區的位置抬得太高

　　南都周刊：自貿區在全球的設立，有成功亦有走向關門的境地。以韓國為例，其先前有16個自貿區，但目前只有仁川、釜山相對比較成功。中國目前批了四個四貿區，未來還有更多，雖然定位皆有不同，但如何避免探索的失敗？

　　張燕生：首先來講，韓國十六個自貿區，都是境內關外的點，針對什么功能賦予什么政策。自貿區本身沒有太大意義，只有特殊功能，譬如韓國有濟州島自貿區，就是定位于舉辦國際會議，從而韓國政府就賦予一些特殊政策。

　　再以美國為例，其有800多個自貿區，歐洲也有很多個，這些自貿區都是美國和歐洲相對于特殊功能設立的一個區，自貿區需要滿足經濟發展的特殊要求。

　　總結起來，不用把自貿區的位置抬得太高，因為自貿區本身亦有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一些考慮，本身也不可能太自由。自貿區的成功與否，還是取決于自貿區自身的定位、探索。

　　南都周刊：自貿區方面其實國家定位不同，譬如廣東主要是面對港澳，福建是面對臺灣，但是這幾個自貿區又都有競爭，如上海和前海都爭做金融，甚至廣東自貿區內部的南沙和前海也有產業的重疊。

　　張燕生：競爭，如果是經濟和市場的競爭那是正常的，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鼓勵競爭的。如果競爭的是優惠政策，這就是不正常的。上海自貿區一直在反復強調，自己不是優惠政策的洼地，而是改革創新的高地。

　　對廣東自貿區來講，對前海來講，為改革開放探路，為創新探路，這才是基石。

　　南都周刊：香港的金融和保險作為優勢產業在香港全球服務輸出中占比達12.9%，但向內地服務輸出占比僅為2.8%。由此在大家的印象中，過去11個CEPA沒有很好地促進香港服務業和內地的融入。那么，CEPA如何與自貿區結合起來，同時讓香港服務業成為內地走向全球的跳板并推動內地服務業的升級？

　　張燕生：CEPA下一步發展還是進一步深入改革。

　　CEPA的改革實際上從哪個角度看，其與上海自貿區內容是一樣的，CEPA實際是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協議，很像自由貿易協定。美國推動TPP，立足點是放在國內的改革開放，例如：國內政府采購的改革、知識產權改革、負面清單和國民待遇、服務業開放。

　　CEPA和自貿區，高水平開放的本質是推動內地高水平的改革。但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CEPA十年，廣東與香港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越來越融合，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廣東與香港仍有較大差距，這就是國家設立廣東自貿區的初衷，希望逐步縮小這種差距。

　　南都周刊：CEPA和自貿區如何解決香港青年的就業、創業問題？前海推出了深港青年夢工場，但是前海這一區域太小。

　　張燕生：十八屆三中全會有兩句話：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青年就業、小微企業發展、民生或是養老問題，都是責任，不是由市場解決，而是需要由政府解決，解決青年人就業問題，解決小微企業的發展問題，解決老年人的問題，解決貧因和收入的問題，這是未來CEPA和自貿區要解決的問題。

　　夢工場雖然在解決這樣的問題，但前海只有15平方公里，它是存在很多機會，但容納不了那么多就業和創業，所以他更適合做一個種子基地。

　　為什么現在很多香港年輕人沒能到內地來創業、就業，因為他們很多人沒到深圳、沒到前海，沒去夢工場看一看，還不充分了解內地。前海可以是一個前站，如果年輕人要創業，因為地緣的優勢他可以先來深圳，并接受深圳，去了解前海自貿區，了解珠三角，才有可能融入進來，來這里創業。

　　前海現在每年接收500個香港學生來實習，如果500個中有5個可以過來創業，他們會像種子一樣，把自己的創業經歷告訴自己身旁的同學，慢慢就形成一種氣候，會有更多的香港青年人來前海自貿區創業，從而解決了部分香港青年的就業問題。

　　前海不是套利套匯的夢工廠

　　南都周刊：2014年年度人民幣跨境收支9.95萬億元，國家希望人民幣國際化因此增加外流，而國內企業則希望人民幣回流從而拿到低息貸款。前海的金融創新如何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呢？

　　張燕生：人民幣回流的錢沒有到中小企業，因為人民幣跨境直貸更多是跨國公司或是大公司的業務，不是所有企業能夠直貸。這在某種程度是套利，套兩地的利差，套美元和人民幣利率之差。如果美元升值、美元加息，港元也升值加息，人民幣貶值降息，套利套匯的錢就少了。

　　前海不是套利套匯的夢工廠，而是金融創新的夢工場。我認為前海不要做人民幣回流的基地，境外有人民幣的需求，有用于投資的需要，有用于結算的需求，有用于儲備的需求，香港就是這么做的，前海應該做的是如何與香港一起，幫助人民幣國際化。

　　同時，很重要的一點是，前海的金融應該做的創新是，如何為小微、實體經濟服務，這方面香港有很多經驗，譬如政府給小微企業做貸款擔保等等，這些我們都可以借鑒。

　　南都周刊：您認為前海要成為創新的夢工場，除了金融外，具體而言要在哪幾個方面著力？

　　張燕生：前海要成為創新之都，要創造一個創新的環境，至少有三個落點：基礎研究的資源匯集地、產業化創新的工研院、開放包容的創新環境。

　　第一個是基礎研究的資源匯集地。前海的基礎研究底子很薄弱，整個深圳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香港的八所大學、珠三角的幾十所大學，這些都是前海基礎研究的資源，前海要把這些資源庫連接起來，成為在一個現代化城市或是都市圈中的基礎研發中心。

　　第二個是建立產業化創新的公共支撐平臺。深圳有先進技術研究院，但是規模還太小了，只有1000多個研發工程師；德國1.8萬個研發工程師，60個研究所，在七大領域為德國的創新提供關鍵零部件、工藝的支持等，這些院所經費三分之一是財政，三分之一是公共贈予，三分之一是企業支持如西門子、巴斯夫等本地企業；臺灣有工研院和7千個研發工程師，包括臺積電等都是工研院的“母雞”中產出。目前國內的研發多為三類：基礎研究的大學、研究院所或是工程院農學院等、企業創新，深圳或是前海也好，共性技術的創新平臺太弱，必須要有產業化創新第四支創新力量即產業化創新的公共平臺。

　　第三個是前海如何創造一個創新環境，這涉及天使基金到創投到IPO，為創新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等一系列配套體系。培育知識產權服務、人才的吸引、金融創新等，現在的深圳是最有創新活力的，但深圳如何從山寨走向完全的科技創新，成為中國的科技創新之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前海能成為其中助推器嗎？譬如與科技結合的金融方面，香港有金融，但沒有創新的金融和人才，沒有為創新服務的金融工具，前海如何用香港的金融優勢發展成創新服務的金融？而創新型金融應該由對實體經濟有理解的、沉下來的人做，前海的金融創新就是以實體企業為主，如何快速地用互聯網金融孵化出好企業、幫助稚嫩的企業成長，幫助成長的企業發展成為第二個華為、第二個騰訊。

　　南都周刊：如果要孵化出好的企業，房價是一個繞不過的門檻。不僅是前海，上海、天津、福建自貿區的落地首先助推的是周邊房價的上漲，租金高企對創新型企業就是一個阻礙。

　　張燕生：自貿區概念落地，房地產先行。無論是前海還是上海，自貿區剛落地，周邊租金就翻番，企業苦不堪言。在我看來，第一批抓機遇的人不是機遇家，不是實干家，而是投機家。這就是上海和深圳要解決的問題。

　　地產泡沫和金融泡沫一起結合，就是今天的溫州。但前海人不應該是泡沫人。

　　蘇州工業園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有一個特別好的規劃，而且這個規劃二三十年都堅守下來了，同時為了不發展房地產，政府把工業園區的土地都給盤下來。規劃要形成制度，制度要有行動來支撐。前海要有規劃，這個規劃十年、二十年不能變，規劃住領導，規劃住上級主管，誰都不能改。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改革要依法有據，這樣才能把一套完善的市場經濟規范給建立起來。

　　前海對全社會要有一個透明度

　　南都周刊：我們認為，能推動前海最大的動力是司法，譬如前海在法制創新上積極探索香港仲裁機構，加入了陪審團制度和年輕的法官。但這是一個全新的嘗試，如何增強外界特別是國外資本對前海司法的信心？

　　張燕生：首先要對前海來講，本身的治理是不是真正像你們宣稱的那樣做到的，譬如前海管理局是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定機構，你們的人員構成是怎么樣的，你們每年的述職程序是如何履行的，你們的執法是怎么做的，你們要對全社會有一個透明度，年復一年不走樣。

　　只有提高了透明度，才能逐步消除香港、國外的企業對于內地司法體系的疑慮。

　　南都周刊：作為一個知名的自貿區學者，您如何評價前海過去五年的探索？

　　張燕生：前海是過去三十五年深圳的縮影。深圳過去三十五年成功不成功，總體還是成功的。五個特區為什么深圳是最成功的，很重要的地方是深圳三十五年履行國家使命和國家戰略，我始終講，深圳的成功是因為一道關二道關：和香港一起，和內地分開。

　　深圳成功地把中國引入世界，把世界帶入中國，起到窗口作用。未來前海的成功，不在于其發展成什么樣，國家不缺少15平方公里發展得怎么樣。前海能不能在金融、航運、創新三個領域做出成績，這是前海職責；能不能為中國在金融創新及航運為整個中國打造一套現代的、公正的、規范的、法制的、透明的、有序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和環境，是前海的核心命題。

　　這個環境，就使得前海成為深圳、珠三角創新的中心，而前海核心的問題，就要打造出一個中國特色的全球的創新之都、金融之都和航運之都。

　　香港有金融，有航運，但還不是一個能夠引領整個國家打造金融之都、創新之都和航運之都的區域，主要原因：一個是一國兩制，二是英國人打造成的香港天然沒有這樣的基因，真正引領中國和融入中國的功能還是很弱的，這是考驗前海的前瞻意識、規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