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業之所以容易出現壟斷，與其市場結構有關。電信行業本質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全國只有三家電信運營商，具有自然壟斷的屬性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彭飛

　　歷時接近兩年的寧夏電信運營商反壟斷調查案終于告一段落。

　　5月26日晚間，《中國工商報》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5月14日，寧夏回族自治區工商局對當地鐵通、聯通、電信反壟斷調查塵埃落定。

　　寧夏回族自治區工商局于5月14日下發了壟斷案件中止決定書，決定暫停對中國鐵通、中國聯通(9.93, -0.36, -3.50%)、中國電信[微博]寧夏分公司3家公司的反壟斷調查，同時授權銀川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銀川開發區工商局、寧東工商局對該3家公司履行承諾的情況進行監督。

　　3家涉事公司作出三項整改承諾：一是在全公司范圍內開展自查自糾工作，堅決制止捆綁銷售行為；二是通過報紙等新聞媒體發布用戶自主選擇商品(服務)的承諾，并通過營業廳、客服中心等渠道加強宣傳；三是被強制搭售固定電話用戶申請取消固定電話服務的，公司各營業廳必須予以辦理。

　　據銀川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介紹，目前已經安排銀川市各市場監管所重點監管所在轄區的營業網點。已被強制搭售固定電話的用戶，如申請取消固定電話服務，3家公司必須予以辦理；如拒絕辦理，市民可向市場監督管理局投訴。

　　電信業易產生壟斷

　　幾年前，不少地區消費者反映，我國部分省份的電信運營商在安裝寬帶業務過程也存在強制搭售固定電話的捆綁銷售行為。

　　2013年6月，經國家工商總局授權，寧夏回族自治區工商局分別對中國鐵通寧夏分公司、中國聯通[微博]寧夏分公司、中國電信寧夏分公司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搭售商品行為開展反壟斷調查。

　　在調查過程中，3家公司對其在固定互聯網經營活動中強制搭售固定電話的事實均予以承認，認識到其行為剝奪了消費者的選擇權，對市場競爭產生了不利影響，承諾進行整改。

　　法治周末記者查詢統計，《反壟斷法》實施以來，電信業一共有三例壟斷案被曝光。

　　據業內人士介紹，除了寧夏之外，還有不少地方的運營商也有類似的捆綁銷售行為，只是未被調查。

　　中國電信業觀察人士項立剛[微博]認為：“通信行業有自然壟斷的屬性，全世界都是這樣。”他向記者舉例說明，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主導運營商就是三家。如韓國是SKT、KTF、LG，日本是NTT DoCoMo、KDDI、軟銀，都是三家。在歐洲大部分國家，也不過沃達豐、法國電信、德國電信、BT等幾家。

　　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時建中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電信行業之所以容易出現壟斷，和電信業的市場結構有關。通信行業本質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全國只有三家機構(2008年5月23日，中國鐵通集團有限公司正式并入中國移動[微博]通信集團公司，成為其全資子公司，保持相對獨立運營)，呈現出了壟斷性的市場結構。”

　　時建中建議，鑒于通信行業本身壟斷性的市場結構，行業監管機構和反壟斷調查機關，應該將這一行業作為關注的重點。

　　反壟斷執法施壓電信運營商

　　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8月，僅商務部“被動”受理和審查的經營者集中申報案就約有860件。

　　業內專家指出，回顧反壟斷法實施以來的六年多時間，國內的反壟斷執法力度在不斷增強，執法范圍逐步擴大，震懾力在逐步加深。

　　從2011年第一張壟斷罰單作出之后，罰款數額之最便屢被刷新。

　　2013年2月23日，茅臺因“價格壟斷”被罰2.47億元，五糧液(29.50, 0.75, 2.61%)被罰2.02億元。這是反壟斷法頒布以來，發改委查處的首例縱向反壟斷案。4.49億元，也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罰單。

　　2014年8月20日，國家發改委公布，12家日本零部件、軸承企業被罰12.35億元，將上述記錄刷新。

　　2015年2月，美國高通公司因壟斷行為被處以60.88億元罰款，并被責令整改，成為中國目前為止最大金額的反壟斷罰單。

　　“回顧近年來我國執法部門對壟斷行為的打擊力度，經過一段蟄伏期之后，最近兩年才開始真正‘發力’，并迅速呈現出高歌猛進、全面開花的態勢。”項立剛說到。

　　專家預言，未來反壟斷強勢執法現象將會“常態化”。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反壟斷的調查市場逐漸多元，涉及了醫藥、水泥、保險、液晶面板、白酒等行業。

　　在項立剛看來，中國電信運營商雖然具有自然壟斷的屬性，但是其內部競爭依然十分激烈。對于國內電信運營商來說，國資委[微博]不但是出資人，同時還是瘋狂的管理者，對三家電信運營商不但有收入和利潤要求，還有市場份額考核。一些地方的三家運營商市場份額的指標加起來甚至到了120%。在這樣的高壓指標下，多家運營商采用了“完不成指標就走人”的做法。一方面要保值增值，一方面還要兼顧不斷加強的反壟斷監管，電信運營商的壓力可想而知。

　　壟斷執法和立法都有待完善

　　在項立剛看來，“壟斷大部分是通過舉報被發現的”，本次寧夏工商局經過國家工商局授權對寧夏三家運營商“主動”展開反壟斷調查的案例比較少見。

　　盈科律師事務所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專業委員會主任王俊林認為，這和我國目前反壟斷執法中的“三龍治水”結構有關。他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根據三大執法機構(發改委、工商總局和商務部)的職能分工，發改委主要負責涉及價格的壟斷行為查處，工商總局主要負責除了價格以外壟斷行為的查處，商務部主要負責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審查申報工作。”

　　王俊林指出：“這種結構的弊端在于不利于反壟斷的集中執法，尤其不利于集中執法機關的各類優勢資源，如人力資源不集中使得執法力度不足、反應速度遲緩。同時這種結構還導致很多案件的自然界線和執法機關的人為界線不匹配，造成執法邊界模糊，互相推諉或者爭奪執法權等諸多問題，未來三駕馬車合而為一的趨勢已勢在必行。”

　　時建中認為：“中國的反壟斷法制定得比較晚，過去反壟斷法確實也沒有，大家很長一段時間內的意識都比較淡薄，警惕性不夠。”王俊林律師也表示：“我國對競爭文化的培育任重而道遠。”

　　這和我國反壟斷法的立法特點也不無關系。

　　國家工商總局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局局長任愛榮曾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反壟斷法》的一些規定比較原則，而實踐中具體實施情況則比較復雜，需要制定相關規章或者指南，明確正當的權利行使行為和排除、限制競爭的濫用行為之間的界限，更好地指導反壟斷執法實踐，增強經營者對自身經營活動的預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