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么會成功?這是複旦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張維為多年來努力試圖闡明的一個問題，既是向中國人自己，更是向國際社會。

　　昨天(6月12日)，《紐約時報》刊登對張維為教授的采訪，張教授指出：西方不少媒體和批評人士對中國社會實際狀況的歪曲，讓他想起了1793年英國使者馬嘎爾尼訪問中國的情景。在那時，清朝的乾隆皇帝在異國使節面前擺出一副傲慢的姿態，展現著中國版的“曆史終結”論。如今，西方民主“曆史終結”論甚囂塵上，事情難道正在發生反轉?這一命運似乎降臨到了西方頭上：西方正在變成傲慢的“乾隆”?

　　張維為教授認為，對這種傲慢，最好的回應方式就是講好中國故事，形成新的“中國話語”，造就新的“中國敘事”。

　　不少中國學者和官員都曾提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閱讀過張維為教授的專著——《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並把它推薦給前世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這樣的人物。當記者向張維為問及此事時，他答道：“我很高興，習近平推薦了這本書。”

　　現年57歲的張維為，十幾歲的時候曾做過雕刻廠工人。20多歲的時候，他開始做鄧小平的英語翻譯。作為複旦大學政治學教授和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張維為是政治和經濟發展“中國模式”領域內的領軍人物。按照張維為的理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並最終會獲得成功。他2014年撰寫的新書——《中國超越：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將上述觀點進一步深化，其英文版將在今年推出。

　　張維為表示，西方批評人士應當超越長期唱衰中國的邏輯，在這一點上，他們已經錯了幾十年。中國不會崩潰;民調顯示，大部分中國人都覺得比以往要幸福;中國的經濟規模注定會超越美國。在采訪中，張維為解釋了，中國必須形成自己的話語權，即一種“敘事”或一種“話語”，中國要講好中國自己的故事，並以此克服來自外部的偏見。

　　以下為部分采訪實錄：

　　紐約時報：您曾經是鄧小平先生的譯員。“中國的話語權”一詞，您認為怎樣才能恰當地譯為英文?

　　張維為：我建議譯為“中國話語”(Chinese discoures)或者“中國敘事” (Chinese narratives)，或者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譯為“中國的政治敘事”(Chinese political narratives)。這也意味著，中國話語在世界上應有一席之地。

　　紐約時報：為什么“中國話語”如此重要?

　　張維為：話語對於任何國家而言，都很重要，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快速變化的大國。中國崛起具有全球意義，也引發了不少問題和疑慮。在我看來，中國必須直面這些問題和疑慮，對自己的人民，對整個世界清晰而自信地解釋和表述自己。這就不僅在內容上，也在形式上，對新的話語提出了要求。

　　中國擁有自己獨特的官方話語，包括黨的理論和外交政策的聲明等。不過，這些話語對外國人，甚至是一部分中國人來說，還不是很好懂。理解這些話語，需要擁有對中國政治背景的知識。例如，對中國自身發展來說，對統一黨內思想來說，“科學發展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不過這個概念外國人很難理解。

　　自習近平執政以來，他號召共產黨要改變文風和會風。他自己以身作則，與群眾交流時采取了更為直接和活潑的方式。

　　紐約時報：拿什么來建立這種話語呢?

　　張維為：就中國而言，為建立這種新話語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業已成熟。對這種話語，已經產生了明確且不斷增長的需求。中國崛起已經到了今天這個地步，中國已經不能回避來自外部和內部的任何疑問。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同樣希望更好地理解，中國已經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未來將會做什么。用經濟學的行話來說，只要有需求，就會有供給，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紐約時報：您的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的工作有哪些?

　　張維為：我們特別關注中國發展模式和經濟模式。

　　在2011年與弗朗西斯·福山(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作者)的一場辯論中，我告訴他，我們確實在質疑很多西方人當做不言自明的假設，例如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真正的良政。我們也同樣質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質疑其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秩序的看法。

　　我舉個例子，好讓你更好地了解我是怎么看中國模式的。

　　在政治領域，中國建立了一套或許可以被稱作“選拔+選舉”的“選賢任能”模式。這種模式可以與西方純粹依賴選舉的模式進行競爭。

　　經濟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混合型經濟：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混合，政府調控與市場力量的混合。自1994年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念以來，中國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沒有經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國家。盡管中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僅僅是上述成功，就足夠證明中國模式的信譽。

　　在社會領域中，中國模式是社會與國家之間高度的良性互動，這與西方的社會對抗國家模式不同。如今的中國社會極為活躍，但同時總體秩序良好。

　　紐約時報：您最近說過，“我們可以學一點普京”(俄羅斯總統)。您這句話的意思是?

　　張維為：無論是討厭還是喜愛，普京和他的團隊與西方在很多議題上展開辯論。中國也必須在多種議題上與西方批評者展開辯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就必須建構全面、透徹、有力和國際的話語。

　　“全面”，就意味著，中國話語必須能夠解釋中國的成就、問題及未來。

　　“透徹”意味著它可以清晰和透徹地闡釋中國事務。

　　“有力”指的是可以與別人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和辯論。

　　“國際”，即一種讓外國人能夠理解的中國話語。

　　紐約時報：您曾經說過，中國近現代史可以被分為三個部分：解決“挨打”(1949年建國)、“挨餓”(改革開放)和今天的“挨罵”(來自外國人的)三個問題。您在哪裏看到了這類“挨罵”?

　　張維為：看看西方媒體，如BBC或者CNN對中國的新聞報道。比起中國媒體對西方的報道，他們的意識形態色彩至少要強10倍。

　　他們的意識形態偏見是如此之強，以至於讓我想起了文革期間中國媒體對西方的報道。只要一提及西方，總是要加上個“資本主義”。如今，只要西方媒體提起中國，他們總要加上意識形態上詞彙，如“共產黨”、“極權”或者“獨裁”。他們展示天安門廣場的圖片，總要在其中放上警察，以表現中國是個壓迫式的警察國家。

　　這類西方宣傳不能准確地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也導致了對中國的一再誤判。我認為西方應該克服了自己意識形態上的緊箍咒，擺脫自己的意識形態披那件，重新正視這個快速發展的國家。不過，另一方面，我們對此也無能為力，其實，我們也不在乎，因為我們對這種不良而荒謬的報道，對這些可悲的錯誤預測已經習以為常。讓他們繼續在黑暗中徘徊吧。

　　我在西方生活過20多年(張維為曾獲日內瓦大學國際關系學博士學位並在牛津大學做訪問學者)，我真的認為，有必要喚醒一下西方：學會客觀地看待中國並了解大部分中國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國家的。在我與福山2011年的辯論中，我對他提及，西方對待中國的方式，就讓我想起馬戛爾尼(在試圖打開中國市場方面，他在這次訪問中一敗塗地)1793年訪問中國的場景。當時的清朝皇帝乾隆，向馬戛爾尼展示了中國版的“曆史終結”論，或者說“我們最棒，你一無是處”。當然，在展現了如此的文化傲慢後，曆史已經見證中國後來的急劇衰落。如今，這一命運似乎降臨到了西方頭上。

　　紐約時報：鄧小平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說法“韜光養晦”。如果說中國正准備找回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敘事，是不是意味著那些日子已經過去?

　　張維為：鄧小平確實說過，中國應當“韜光養晦”，並專注於自己的現代化進程。不過，鄧小平表述這個觀點的背後，是一種自信：即中國走在曆史正確的道路上。而他觀點的這一重要部分在此後對其闡釋中，不知道為什么被忽視了。韜光養晦是基於自信的韜光養晦。在此立場下，中國核心利益必須得到尊重。這同樣也是鄧小平的想法。

　　隨著中國的崛起，習近平在一些關鍵性事務中，正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這是基於自信，同樣也反映了一種中國內部達成的新共識。在這一共識下，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必須更為積極地參與戰略和外交事務。事實上，許多國家，包括西方主要國家在內，都曾表達過這一願望：他們希望中國能夠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並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

　　紐約時報：美國誤解中國了嗎?那么歐洲呢?

　　張維為：美國和歐洲都經常誤解中國，特別是他們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和預測。區別在於，大部分歐洲國家似乎更能接受中國崛起並且更多地視之為一種雙贏的機會。不過，美國仍然很大程度上處在零和遊戲的狀態中，並對中國充滿疑慮甚至是敵意。我對美國的忠告也是：美國應該以雙贏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崛起。

　　(觀察者網李晽編譯自《紐約時報》，張維為教授審閱後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