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倡議的亞投行在籌備的關鍵節點上連續取得突破性進展，美國阻撓亞投行的小動作則接連遭遇抵制。在國際輿論看來，前者代表著中國外交戰略的成功，後者代表著美國重大戰略失誤。更有輿論認為，這是中國向美國的國際主導地位發起的挑戰，中國正在改變世界格局、重構國際秩序，儼然已成為“領導型大國”。

　　的確，過去幾年，積極進取是中國外交的突出特點。中國倡議、中國構想、中國理念、中國方案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際話語中。中國不僅積極塑造同其他大國以及周邊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而且在解決一系列全球熱點問題上發揮獨特的建設性作用。中國更加自覺地探索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路，使得對外工作具備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不過，這一切是否已使中國成為一個“領導型大國”?這首先取決於如何定義“領導型大國”，這也是把中國稱為“領導型大國”可能引起爭議的原因所在。如果“領導型大國”的原型是美國那樣的霸權國家，那么無論從中國的外交理念還是中國的外交實踐來看，中國都不會也不要做那樣的“領導型大國”。如果“領導型大國”指的是能夠積極主動引導國際關系、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的發展變化，幫助解決棘手國際熱點問題的解決，並能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共鳴和支持，那么中國在許多方面是名副其實的。

　　客觀、平衡地看待中國的國際地位，對於確立中國外交戰略、維護中國核心利益，至關重要。當今中國和世界以及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都在發生顯著變化，如何評估這些變化，這些變化對中國意味著什么，中國還可以做哪些工作使得這些變化能夠有利於中國的持久發展和安全，這都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應該說，中國實力地位有了極大提升，對這一點可能沒有異議;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的綜合國力仍會持續壯大，對這一點也是共識大於分歧。但與此同時，我國面臨的國內和國際挑戰錯綜複雜，這一點也是有目共睹的。用“前所未有”來描繪我國發展和安全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是符合實際的——“前所未有”的機遇與“前所未有”的挑戰並存，這是我國現階段的獨特處境。一方面，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為我們應對國內外各種問題、運籌與各國關系、塑造國際秩序，提供了更多手段，更大空間和回旋餘地。另一方面，我國還面臨堆積如山的國內問題，外部對我國的戰略防范和牽制也在同步增加，我國的外交手段和能力還不足以使我們完全得心應手地應對日益增加的國際挑戰。

　　從基本國情、發展階段、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和戰略環境來看，把中國定位為一個“有全球影響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比較符合實際，中國也是據此選擇走一條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路。這一定位和外交道路突出了中國的“特色”，貴在“特色”二字。中共十八大以來外交理論和實踐的創新都是圍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這條主線進行，特別是提出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這是中國決心走一條與傳統大國不同的強國之路的體現。如果一定要把中國稱為“領導型國家”，那么中國這樣的“領導型國家”一定有中國自己的特色。

　　對於自身定位，中國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兩者都不可取。　(作者：賈秀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