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給馬英九的時間不多了。

　　在這最後的時間裏，小馬哥抓緊開啟了“畢業旅行”模式，從7月11日至18日，他率團出訪中北美及加勒比海3個“友邦”，並將兩次過境美國，期間還回母校哈佛大學做了場演講，以及抱了下那棵比大腿還粗的樹。

　　在仔細分析這場“畢業旅行”之前，讓我們先把時間調回到2012年1月14日，這一天，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共有689萬張選票投給馬英九，遠高於蔡英文的609萬票。689這個數字被一場選舉賦予了意義，它既是對馬英九個人政績的認定，也是民意信任的體現。然而時過境遷，這個對國民黨而言充滿榮耀的數字，在台灣網絡鄉民的語境下，最終演變成為了一個對立的族群符號，它意味著藍營以及一些無腦的選民，被689萬張選票支持的馬英九則自然而然變成了所謂的“689選擇”。不久前的台灣指標民調顯示，有75.7%的民眾對馬英九的執政並不滿意，這樣的結果和當年那個迷倒萬千少女的小馬哥形象有著明顯的落差。

　　然而不久前，當馬英九過境美國時，他在波士頓唐人街和中華會館受到了高規格歡迎和禮遇，“‘總統’加油”之聲不絕於耳，又讓人為他在台灣人氣的低迷感到疑惑。這次被媒體稱為是“畢業旅行”的“久揚專案”出訪計劃，少了點謝幕的淒涼，卻多了不少印象深刻的溫馨。現在的馬英九，幾乎就是見一面少一面的珍惜物種。

　　也許我們需要總結下這個被台灣人稱作“笨蛋”的領導人，在他和他的看守當局即將走入曆史之前，重新檢點他的飛揚與落寞。

　　國際地位企穩，兩岸經營最為突出

　　如果我們將視角拉大到國際層面，在美國重返亞太和中國崛起的大環境下，東海和南海風波不斷，整個東亞地區陰雲密布。但在波瀾之間，台灣海峽卻保持著令人欣喜的穩定，這個可能讓中美直接對抗的地區，正在成為和平的典范。要維持這樣一個局面十分不易，在淡江大學的一次兵棋推演中，筆者曾扮演馬英九要在中美日各方之間進行平衡，同時還要頂住反對黨不斷挖牆腳的壓力，力保台灣的最大利益。僅僅是一次兵棋推演，就能感受到問題的棘手，現實中馬英九背負的還要更多。

　　當然台海和平與穩定的核心是一個良好的兩岸關系，這離不開一個適合的兩岸政策，而這也是馬政府的最大功績。在2008年之前，“九二共識”雖然已經存在，但還不是一個政治基礎。只是在馬英九之後，它才從故紙堆裏的內容轉變為交往的現實。在這個基礎上，兩岸簽訂了ECFA，開放陸生、陸客來台，讓393萬人次(2014年數據)受惠的台灣旅遊正是在馬英九任內推動實行的。

　　更為重要的是，“九二共識”也為台灣自身打開了國際局面。雖然綠營人士仍然為台灣的國際孤兒狀態憂心忡忡，但相比陳水扁時代的“烽火外交”，馬英九不僅保住了台灣僅有的22個“邦交國”，還提升了台灣的國際地位：台灣不僅以觀察員身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還獲得了140個國家的免簽待遇。只是這樣的成就，相比核四、食安等，並不能對台灣民眾造成直接的影響，縱然各種簡報和宣傳中，這些政績被描述的天花亂墜，但在普通鄉民們看來，也只是權貴的遊戲。

　　同時因為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內涵，也讓馬英九在一個“天然獨”的時代和世代中吃盡了苦頭，服貿黑箱只是眾多案例中的一個。台灣學者吳介民稱“九二共識”是最大的騙局，因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馬英九自然不是統派，他堅持自己只是按照憲法做事，因為憲法的法理范圍囊括了中國大陸。他呼籲社會采用官方的做法，稱呼對岸為“中國大陸”或“大陸”，但收效甚微，自由時報和三立等綠營媒體依舊我行我素，民眾也習慣了將對岸稱作為“中國”。大約70年前，中共將“中華民國”政府趕到台灣，大約70年後，台灣社會即將把憲法和國號埋葬進“天色漸漸亮”(語出太陽花運動名曲《島嶼天光》)的反對聲中。

　　效率與公平：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拼經濟也一直是兩黨施政的核心議題。盡管國民黨和民進黨同屬政治光譜上的右派政黨，但國民黨比民進黨更傾向自由化，民進黨看上去也比國民黨更關心中下層民眾利益。2008年馬英九初登大寶，同年發生的那場經濟危機也給他帶來了雪上加霜的困境，台灣經濟一度出現負增長。搭上大陸經濟崛起的順風車，並借由大陸市場走向國際，是台灣最直接和便利的作法，這也是馬英九特別重視和內地經濟聯系的現實考慮。一切政策制定為經濟鋪路，台灣要繼續擁抱經濟全球化。

　　但是馬英九或許忘記了，2008年經濟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是分配失衡。20世紀70年代，全球開始步入“新自由主義”時代，芝加哥學派資本自由流動、開放自由市場的主張適應了全球化的要求，也給渴望經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帶來了某種可遵從的模式。在這種經濟為主導的思維下，效率被擺在優先地位，特別是面臨著嚴峻經濟形勢的台灣。

　　在馬政府的強力推進下，加強與大陸的經濟整合，讓台灣經濟增長確實有了起色，執政期間幾份漂亮的數據也讓人眼前一亮。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卻伴隨著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經濟增長紅利並未惠及普通百姓，台北房價快速提升，增幅全球之冠，少子、工作貧窮等問題凸顯，反應的是貧富差距在逐漸拉大。台灣的情況並沒有因為效率優先、經濟開放而產生實質上的好轉，反而在台灣人看來有所倒退，台灣出現了一個被左翼稱為“崩世代”的時代，執政黨國民黨自然被民粹主義者打成“權貴代言人”。

　　實際上，馬英九執政近八年的時間裏，各種社會矛盾開始加速轉變為實在的社會運動，運動的主體以對未來失去信心的青年為主，大埔事件、太陽花學運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說民主化時代的學運是為了民主訴求這樣精神層面的要求，那么當下的台灣社會則是為了實在的現實利益。社會運動既培養了反對領袖，也沖擊了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法理基礎。太陽花運動則是“反中”、反權貴、反自由化以及台獨等各種矛盾的集大成。

　　人們或許會苛責馬英九無能，其實對他而言，是真的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做為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自然不會出賣台灣人的利益，但他沒有那樣的大智慧，可以解決現代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根本矛盾在那裏，任何政策只是杯水車薪，何況台灣並不具備大陸那樣的“國家能力”(福山認為良治社會離不開強大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公權力的過度幹預又會激起新的社會反彈。偏偏馬英九又是一個想做“全民總統”的好好先生，最後的結果只能是裏外不是人，誰都討不好。

　　“最後的中國人”?最後的國民黨人?

　　最近有台灣媒體人評價馬英九、洪秀柱是“最後的中國人”，這話有幾分道理。據台灣政治大學的民調顯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人數量不足5%。20年的時間裏，統獨議題一直綁架著台灣的政治生態，普通民眾鬥膩了，也厭倦了，“九合一選舉”中，連勝文以“保衛中華民國”為口號，大敗於以白色力量為口號的柯文哲，已經說明了台灣民眾政治取向的某種變化。

　　當然，受制於台海形勢，統獨議題依然會是台灣的主要社會問題，但社會公義方面的議題也將會取得同等的討論地位。“無論是誰，我們都是台灣人”，台灣選民逐漸偏向中間，變得更關心家長裏短，藍綠合流也將成為一種趨勢。其實當2008年失去執政地位八年的國民黨複歸時，它已經面臨一個綠營和民主全方位改造過的台灣，這個新的社會崇尚民主，肯定自我。為了適應新的遊戲規則，國民黨只能順應這個潮流，變成台灣的本土政黨。其實民主化的開啟，也開啟了國民黨本土化的改造。但至少，現在的馬英九仍然堅持“大中國”的姿態，這是對國民黨基本教義和“中華民國”憲法的堅守，只是這樣的堅守在台灣島內似乎又有些格格不入。2016年“總統大選”在即，一旦國民黨大敗，民進黨將繼續延續其對台灣社會的所謂“民主化”改造，國民黨為贏回政權，痛定思痛後，也要拋棄虛頭巴腦，開始新一輪的改革，國民黨的基本教義自然而然也會繼續受到削弱，王金平這樣左右逢源的人物也許會成為國民黨的主流政治標杆。待到國民黨再次回歸執政地位，它或許會繼續堅持“九二共識”，但也只是安撫大陸的權宜之計，是新國民黨內外平衡的政策產物，沒人關心如何操作。

　　如果沒有外力的幹預，這將是國民黨的宿命，馬英九也會成為國民黨和大中國情結最後的殉道士。不久前，馬政府宣布課綱微調，少量增添了中華民族主體意識，抗議之聲又起，並成為至今還未定案的社會議題。他的確為“大中國”做了努力，只是這個時代的確已經不再屬於傳統的國民黨人。

　　馬英九終歸不是鄉民們口耳相傳中的混世魔王，他不是青面獠牙，縱然他有死亡之握的設定技能(被馬英九握過手的人大多隨後遭遇了不幸，台灣人戲稱為“死亡之握”)，但也只是戲言，他只是和你我一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平心靜氣地講，馬英九是一位四平八穩，中規中矩的領導人，他並沒有犯什么大錯，但這反而就是他的大錯。他的不幸就在於在一個變革的時代出任了一個紛繁複雜地區的領導人。他被學生扔書(高雄中山大學學生顏銘維因不滿馬英九兩岸政策，向其扔書);被憤怒的群眾要求下跪(洪仲丘事件);他主持兩岸關系，被批評為賣台;藍綠惡鬥，他無力調停，反而讓自己陷入內訌(“九月政爭”)。但作為“總統”，他只能去默默承受，或許在人們即將遺忘他時，才會以一個心平氣和的心態看待他八年來的功過是非。 （作者：王曉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