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囊括如海德格爾、康吉萊姆、阿爾都塞、巴里巴爾、朗西埃等思想家著作的叢書，西北大學出版社“精神譯叢”，起名為“精神”，雖然強調“在漢語的國土上展望世界，致力于當代精神生活的反思、重建與再生產”，仍是有些令人費解。因為在這些作者和選題——萊布尼茨、孟德斯鳩、斯賓諾莎、病理學、例外狀態——那里，都沒有一般所說的“精神”，甚至整套書都是對各種“精神”話語的挑戰。

　　我們常說的“精神”，總意味着有一個本質，用阿爾都塞的話說：“從存在中一眼就直接讀出本質”（朗西埃《詞語的肉身》），比如說，某處有個對象（人、社會、歷史、世界），里面有個精神核心。各種所謂“思想”都是對這個精神本質的認證，標出這個東西，聲稱是他發現的，對精神產權的渴望控制了相關從業人員們的心智，當然他們還要想盡辦法證明這精神是“純潔”、“自然”和不證自明的，對那些看不到這種純潔性的人說，你很蠢。

　　很顯然，“精神譯叢”的選題批判了充斥于歷史中的“精神”的“神聖家族”。如海德格爾對萊布尼茨哲學的“解構”是要說明“哲學的任何奠基都必須改變哲學本身。”哪怕如邏輯學這樣“純潔的”知識，對它的優先性的肯定往往是制造假象的詭辯和陳詞濫調，“這種由教授們不停講授的邏輯學並不能使聽眾感興趣，它不僅從頭到尾單調無聊，而且最終讓聽眾不知所云”。（海德格爾《從萊布尼茨出發的邏輯學的形而上學始基》）不僅邏輯學，還有更常見的，更“本質”的那些說法，如“健康”，康吉萊姆用他博學辯證的分析指出，“對健康的可能的濫用，就是健康的一部分”（康吉萊姆《正常與病態》），因為“健康”在現代科學話語中不僅指“正常”，而且是“標准”，醫學所設定的生命標准，當醫生在診斷中說你的病是生活方式有問題時，當現代人癡迷于標准化體育運動對身體的塑造時，“健康”的本質就是人造的，和化學制劑一樣，沒什麼“自然而然”的光環。

　　同時，對神秘精神的否定不能靠聲明“它是錯的”來完成，只說它是虛假、幻想和一廂情願，沒有論證上的說服力，對方會輕蔑的說你“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子·盡心下》），你是外行，你站在外部、外面說話，你不懂。所以，要形成有說服力的知識，必須有“深入敵後”的方法，在那些講“精神”、說本質的大本營內部做細致的工作，所用的方法無非是“閱讀”，閱讀“那些本身就是事物的詞語，那些不會騙人的希望。”（朗西埃《詞語的肉身》）

　　仔細看譯叢的目錄，會發現很多都與阿爾都塞有關，有作為思想源頭的康吉萊姆、海德格爾，有作為思想繼承人的巴里巴爾、阿甘本、朗西埃，但真正而唯一統一的地方是對“閱讀”的關注，真正嚴肅的思想者都會像《閱讀〈資本論〉》里的閱讀一樣去盡自己的本分，與形形色色“無辜的閱讀”的斗爭。這種閱讀是與“純潔的”精神作斗爭的手段，通過閱讀達到的“認識是一種實踐，爭取知識的斗爭（也就是哲學）是一種政治實踐”，哲學家的目標“不是醞釀或預言革命，而是去冒一個風險，即以他公開的全部視角去思考”（巴里巴爾《斯賓諾莎與政治》）。或者是一種“研讀”，“這個用功研讀的游戲是一條通道，讓我們得以達到正義。”（阿甘本《例外狀態》）讀者們會看到，在萊布尼茨的邏輯學、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十九世紀的醫學話語、法學的“例外狀態”、巴爾紮克的小說里都有着可供閱讀的斗爭發揮作用的空間。

　　毛澤東有一段著名講話，強調“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說道：“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在完全正面的意義上，“精神譯叢”的“精神”應照此理解。這個理解並不迂遠，因為這套叢書是“艱苦奮斗”的產物，既有譯者們的勤謹耕耘，誠所謂在“漢語的國土上”使譯文章妥句適，辭達理舉；又有叢書編輯在內容選題、書籍設計、篇章安排上事無巨細的精心；更加之西北大學出版社在當前這種環境下難得的堅持與努力。簡言之，“精神譯叢”這面旗帜無非要插在一塊理論陣地上，佔據一個位置，以閱讀為武器，和那些宣稱自己公正平和、與世無爭卻滿是私心偏見的“思想”斗爭。（作者：霍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