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文化訊（特約記者羅皓菱香港報道） 7月18日，著名台灣作家，前台灣“文化部”部長龍應台在香港書展上發表以“我有記憶，所以我在”為題的公開演講，這也是她宣布“回到文人安靜的課桌”後首次以演講的形式回到讀者身邊，她呼籲中國的年輕人開啟大傾聽的時代，“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隱藏的歷史記憶，盡一切努力讓戰爭永遠不再發生。”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龍應台的演講也談到了這個話題。她播放了多位老人對那段歷史的口述，佔用了演講將近一半的時間，這些老人戰時處于不同的立場，經歷也不盡相同，他們口中的抗戰歷史也同樣是面目各異。

她還以自己的父母為例，講到2001年带父母去看大陸來的樣板戲《紅燈記》。“前段時間，大陸的樣板戲《紅燈記》幾十年第一次到台灣演出，演出地點是國父紀念堂。大家知道，《紅燈記》是講共軍如何如何抗日。我带我父母去看了。去的路上，我想，父母一定會很憤怒，怎麼可能是共軍抗日呢。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母親全程鐵青着臉。父親則一邊看一邊哭，哭的原因是，日本人真的太可恨了。他關心的並不是國軍抗日，還是共軍抗日”。

在台灣，對于記憶有兩股繩子

龍應台說，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面對同樣的一場戰爭，不同身份和經歷的人，他們的記憶和感受也是不盡相同的。“在台灣，對于記憶有兩股繩子。很多台灣人在二戰中為日軍作戰，他是站在日本一方。而另外一條繩子是，十萬青年從軍，這些人的記憶像我父親一樣是關于浩劫的記憶。你要把這兩股繩子擰在一起不斷裂，是多麼難的事情。知道這些，你對現在的爭吵更多是同情和理解。”

這種尷尬的記憶不僅發生在台灣，同樣發生在越南、德國以及其他歷經戰爭年代的民族。2015年，越南紀念終戰40周年，他們以盛大的閱兵來紀念。“與此同時《洛杉磯時報》刊登了一位難民的文章，他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回到越南在海關的經歷，海關問什麼時候離開的，他說淪陷前2天，海關糾正說是解放前2天”。“德國，1945年二戰戰敗。今年是70周年。對于戰勝國，要紀念這70周年很容易，带着小學生去烈士紀念碑面前送花、祭奠、追思，可是對于戰敗國，記憶這個功課，如何做？戰敗這一天，對于德國人來說，到底是國恥日，還是解放日？這個一個非常困難的命題。2005年的時候，有35%的德國人認為是國恥日，到了2015年，至于9%的人認為是國恥日。這個國家的記憶功課，做得非常漫長，非常艱難”。

龍應台認為，雖然記憶軌跡不同、痛點各異，感受和說辭也有着明顯的區別，但這些人都是彼此的同胞，這些記憶很重要，需要我們不斷地思考。“記憶像水庫，可以滋潤萬畝良田，也可以把萬畝良田變成萬人坑。佛教里有一個詞叫功課，記憶是一門非常艱難的功課，需要我們做深刻的思考”。

最動人的一幕出現在龍應台講到黃廣海的故事，並且播放了一段相關視頻，黃廣海年輕時就是一心想打鬼子，後來被收為正規軍，成了國軍，然後跟隨大部隊撤到了台灣。在台灣，因為在書信中談到國民党的一些不好的做法，被判無期徒刑，成為政治犯。牢獄里，黃廣海在皮球上手畫了一個精細的地球儀，在精神上鼓勵自己活下來。後來出獄後，地球儀作為時代的見證被台灣歷史博物館收藏。龍應台說動了馬英九。馬英九出面為黃廣海頒獎。就在這個時候，一只反對的鞋子扔到台上。

龍應台講到這個故事，近乎哽咽。她的原話打在大屏幕上：“我們欠的生命，賠不了；我們欠的青春，回不來。可是，他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我們欠他一個真誠的傾聽。”

開啟謙卑的大傾聽時代

龍應台總結道，20世紀歷經“倉惶”，而現在到了溫柔傾聽的時候，現在的年輕人應“開啟謙卑的大傾聽時代”。“20世紀我們目睹戰爭、貧窮、流離失所，這是20世紀的胎記。而倉惶带來的殘酷是無法形容。現在是到了溫柔傾聽的時刻。21世紀的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年輕人，有沒有可能開啟謙卑的大傾聽時代，傾聽大海對岸的人，無論你在哪一邊；傾聽你不喜歡不贊同的人；傾聽隱藏的記憶。這是對年輕人的挑戰。傾聽是21世紀華人文明價值起點。”

在演講現場，龍應台先生回答了一些聽眾關心的問題。

擁抱大量國民自己的歷史

提問：記憶是很不同的，因為立場不同，我們如何分辨？

龍應台：只要有政府，就會有國史，由機構和學者去寫正式的國史，只要有政党，就會有党史，我們當然需要國事和學者研究，他們觀點就有不同。現在講全民歷史記錄記憶，我們不要只擁抱國史，党史，而是大量國民自己的歷史，到最後有智慧的人可以得到結論，我認為什麼才是我可以接受的版本。

提問：對于一個大陸學生，我們如何了解和記錄這份記憶？

龍應台：大陸這一兩年來很多人在做口述歷史，鼓勵中學生回家，拿手機錄都可以，讓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講述自己的故事。長春圍城，吉林博物館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段時間被圍困的國軍不同的數字，10萬人，很多人餓死，但家書還是要寫的，城破的時候，有一麻袋一麻袋沒有寄出的家書，吉林博物館是在做把這些家書找70年前應該收到的人在哪里，這是重要的面對記憶和歷史的事情，他們非常了不起，大陸人應該從身邊長輩，列下名單，一個個去做功課，記錄下他們的歷史。

年輕人應當把“傾聽”當做21世紀重大挑戰

提問：你反復強調希望年輕一代去傾聽，是不是隱藏着一種擔心？

龍應台：我有一種擔心，這種擔心尤其凸顯在媒體本身，不管有多少人坐下來看電視新聞，有一種情況是整個社會漸趨娛樂化的時候，比較深刻的新聞、開闊的新聞報道就不見了，當這代孩子長大了，又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沒有足夠自覺的時候，一個社會和國家會走向危險的方向不是不可能的。

提問：在今天的現實政治里，講述“傾聽”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龍應台：你要傾聽自己身邊的人，海的對岸的人，傾聽你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尤其需要用力傾聽，那才是真正的傾聽。我今天在這個場合講這個題目，因為，台灣社會內部有太多整個情緒的不喜歡不信任，香港內陸有太多不喜歡不信任，中國大陸有太多不信任，台灣和大陸之間，香港和大陸之間彼此之間有太多不喜歡不信任，立場不同，即使聽，怎麼辦。新一代的人是不是當做一門嚴肅意義上的功課，功課就是說不是在沙發上邊看邊聽，功課的意思是當做這一代人21世紀重大挑戰去傾聽，就包括那些你不喜歡不贊同的人，去了解它的痛到底在哪里。

我以作家的身份講話更容易得到信任

提問：官場和民間推動文化有什麼不一樣？

龍應台：不會。台灣現在的政治發展到一個階段，人民和政府之間強烈缺乏信任，所以我反而以作家的身份講話容易得到信任，同樣的人說同樣的話，一旦站到政府立場，就會引來很大的懷疑，我們的政治發展到這個階段。工作當然是不同的，當你在政府的位置上，你沒有個人的發言的自由，你代表政府，所以發言都是謹慎的，但是有公權力在手，所以很多事情是忍辱負重，真正落實推動是政府工作的優點，民間是另外一回事。我現在又回到我個人的身份，所以到最後，文字是我自己最後的護照。

提問：官方掩飾歷史的行為怎麼辦？

龍應台：1975年我大學畢業第一年，到美國去留學，人家告訴我應該去找台灣的某個教授，30多年了，學問很好，我去了，敲門，自我介紹，教授對我極其冷淡。我很困惑，後來解開了，我才知道這位教授本身是因為台灣1947年228事件流亡的。1975年，23歲的龍應台沒有聽說過228，她是一個被當時的官方掩飾了一些事情。很多事情是不可能被永遠掩蓋，就好像一條河流，有時候進入地里，總會從別的地方出來，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對于記憶，黑暗的記憶，沒有智慧去在對的時候做對的處理和功課，當它有一條從地里額合理出來的時候，不是以一條平靜的河流，可能是洪流和決堤的水庫，那個時候你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文化超越政治是兩岸努力的方向

提問：《野火集》中提到“智慧和耐心”，怎麼看待台灣和香港的社會矛盾？

龍應台：我只能回到《野火集》三十周年的序言，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做的一個對比，我那是看到當時台灣所寫的文章，當時台灣還是威權體制下的社會，民間的聲音不容易出來，那一代人所要努力的和三十年後本質上是不一樣的。我的意識是鼓勵今天的年輕人，不但是威權體制，可能是老化，留在30年前的狀況，連反對者都可能是過時的，因為你要認識到整個情景和結構的不同，要有新的觀念和方法。我鼓勵香港的90後，如果說以前需要的是勇敢，今天不是沒人敢說話的時代，今天需要的不是單純的勇敢，而是智謀和知識本身。我覺得30年前和今天對于年輕人的挑戰是不一樣的。

提問：大陸最近復興傳統文化，有人認為通過文化認同來促進兩岸和諧發展，你覺得呢？

龍應台：我不太知道什麼是傳統文化，僅僅是中華的文化不僅只有儒家文化，還有很多別的家。當初儒家文化變成我們所謂的傳統文化都是中間發生的過程定為一尊，在我們數千年文化里，彼此相抵觸、碰撞，彼此激烈辯論的思想，非常多的流派。我也不認為只有中華文化本身是需要我們去了解的，全球化走到這個階段，比如印度文明里頭我們了解多少，古希臘文化一直影響到今天的民主制度，這種文化我們又了解多少。

我贊成兩岸文化上是不是可以做更大一點努力，具有更深刻的認識，但這個文化不只是中華文化，文化里頭有很多東西是跨地區的，我自己相信在西方的文明，希伯來的文明，在埃及的文明和文化里和中華文化是絕對相同的，兩岸是不是用文化來超越現在的政治利益是努力的方向，但中華文化不是唯一的文化，文化可以更寬更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