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志

　　因為知乎上的一篇帖子，時隔多年之后，那個“嫁給大山的女人”，再次走進輿論風口。

　　她叫郜艷敏。她的故事是這樣的：1994年，她被人販子拐賣到了河北曲陽縣靈山鎮下岸村，多次試圖自殺、逃跑，但最終沒有掙脫出大山。2000年，在村內缺乏師資力量、村里的孩子們面臨失學的情況下，作為村里唯一上過初中的人，郜艷敏成為了下岸村的代課老師。

　　轉換在此時發生。成為代課老師后，郜艷敏以德報怨，扎根大山，投身鄉村教育，她的事跡被當地媒體廣泛宣傳報道；2006年，她被評為“2006年感動河北十大年度人物”，頒獎詞這樣寫道：“因為那些面臨輟學的孩子們期待的眼神，她留在了帶給她屈辱和苦難的貧窮山村。從被拐女到深受山民們尊重的女教師，她用愛心和奉獻將不幸的人生演繹為傳奇。郜艷敏，被拐來的天使。”不僅如此，2009年，她的經歷還被拍成了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

　　郜艷敏以鄉村教師身份展開的救贖，讓其自身命運出現轉機，拐賣、強奸、虐待的悲劇，最終迎來的正劇的收場。對地方媒體和政府部門而言，這是個值得喜聞樂見的結尾，在遮蔽了矛盾沖突與扭曲之后，對愛與善的歌頌贊美，變得理所當然、合情合理。

　　對于郜艷敏的抉擇，很多人想到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用它來形容郜艷敏愚忠式的大愛，未免過于殘酷，她逃離不成、自殺無果，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陳舊年代命運失控的少女，就連她的父母都設身處地地站在買主一邊，讓她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到底。

　　當包括郜艷敏父母在內的所有人，都用寬恕的眼光看待拐賣、強奸的罪行時，寬恕已絕對談不上是美德，對惡的容忍，揭示了一種斯德哥爾摩式的社會邏輯，這才是黑色的幽默。而除了拐賣人口的人販子，花錢買妻的鄉土農民之外，那些把悲劇故事掰成兩半，只談感動中國的媒體和地方政府部門，何嘗不是這條邏輯鏈上的幫兇？

　　有人負責包裝楷模，有人負責販賣感動，郜艷敏失控的命運，就這樣一直被精心地利用著。為了隱去罪惡，讓郜艷敏更具宣傳價值，根據她的真實遭遇拍攝的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甚至將故事改編，將買賣雙方骯臟的交易，變成了路人大爺自掏腰包從人販子手下救人。

　　盡管改編讓郜艷敏的以德報怨似乎更易理解，但在電影的三十八分鐘，劇情變換的突兀還是清晰地顯現出來：主人公山菊（原型郜艷敏）服農藥自殺未果，當看到扣住她的老兩口為她準備一碗雞蛋面時，她感激地哭了。因為一碗面條，她輕易地諒解了兩位花錢救她、又把她扣住當兒媳的老人，此后電影的敘事，和現實沒了區別。感動原來可以如此不可理喻地廉價。

　　電影和現實的宣傳報道一樣，都在投機取巧地講故事，這是今日人們批評的原因。覺得電影突兀而三觀扭曲，認為報道是在轉移悲情的本質，核心在于，如果把無故施加在郜艷敏身上的罪惡，以及郜艷敏與罪惡所做的凄苦斗爭抹去，故事無論如何都會講不通，無視吃人的鄉土生存鏈條將留下巨大的邏輯缺口。這個缺口，漠視郜艷敏苦難、榨取郜艷敏善良的利己主義者當然看不見，但是它真實的存在，并且直指法律、道德、倫理意識的系統性缺失。

　　被拐，反而成了最美的襯托；不去追究人販子的責任，反而從被拐中發現并謳歌偉大，這是天底下最荒誕、最無恥、最無底線的行為！

　　郜艷敏失控的命運，可視作是非尺度模糊的惡果。仇恨教育曾被當作一種理念來灌輸，階級的仇恨，對資本主義的敵視，一度深刻地影響了國民心理，甚至催生了受害者心態，但對于庸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大惡，卻展現出奇特的寬容，這種扭曲發生在郜艷敏身上，也沉淪在類似的電影《盲山》里。更荒謬的在于，每當悲劇降臨之刻，總有人和機構用寬恕掩蓋罪惡，用歌頌美化蠻荒，迫不及待地把掙扎的個體包裝成道德楷模。仇恨的是虛無，諒解的卻是罪惡，這大概是當下時代最為分裂的場景。

　　距離上次被大肆報道兩年之后，郜艷敏更加坦然，她不愿意過多回應網上的討論。如果不是輿論的突然闖入，她本該繼續波瀾不驚地教書生活，無需撕開傷疤再度呈現給世人，必要的時候，地方政府部門還可以把她拉出來站臺宣傳。那么，兩年后的重新審視意味著什么？當年參與拐賣的是誰？多年來為何未見對拐賣、強奸啟動任何調查？是誰下令阻撓媒體的采訪？在中國的大國版圖之下，還有多少這樣命運失控的個體？

　　顛沛流離二十一年，該給這位“嫁給大山的女人”一個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