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富士康表示將在印度投資數十億美元，建設每年產量達到4億部手機的制造工廠。2014年，全球手機出貨量18.9億部，其中16億在中國制造，占到全球產量的85%。可以預測，隨著印度手機制造業的崛起，超過20%的手機制造訂單會從中國轉移至印度。吸引中國企業的，是印度遠超中國的智能手機增速，以及更豐富、低價的勞動力資源。但是，目前加速整個手機產業鏈從中國向印度轉移的，其實是印度的市場政策。
在華為、聯想、小米、vivo、酷派等國產手機廠商進入印度之后，一批中國手機制造商也尾隨其后，開始在印度開設制造中心。
6月以來，富士康頻繁登上印度媒體頭條。8月4日，富士康表示將在印度投資數十億美元，建設每年產量達到4億部手機的制造工廠。而在此之前，富士康曾宣布在印度為蘋果建立代工廠，目標是在2020年之前建立10到12個工作點。
據記者了解，除富士康之外，華勤、文泰等手機制造商也已經開始在印度建設生產線。
2014年，全球手機出貨量18.9億部，其中16億在中國制造，占到全球產量的85%。可以預測，隨著印度手機制造業的崛起，超過20%的手機制造訂單會從中國轉移至印度。
誠然，吸引中國企業的，是印度遠超中國的智能手機增速，以及更豐富、低價的勞動力資源。但是，目前加速整個手機產業鏈從中國向印度轉移的，其實是印度的市場政策。而致力于改變印度市場的中國公司們，卻并不了解這一點，也尚未嘗試去改變印度的市場政策。
本土制造的稅務福利
Micromax是印度最大的本土手機廠商。根據知名手機分析機構Canalys最新發布的市場報告，2015年Q1，三星、Micromax分別以570萬臺、400萬臺智能手機銷量，在印度市場排名第一、第二；但到了Q2，三星銷量下滑至540萬臺，而Micromax則保持高速增長，達到510萬臺。這一銷量是聯想的5倍，該報告中，聯想排名第五，Q2出貨量約100萬臺，是首個進入印度前五的中國手機廠商。
曾經，Micromax把所有手機的研發、制造放在中國。但隨著出貨量不斷擴大，Micromax手機生產線也開始向印度回遷。
“Micromax自己投錢，原本中國的ODM企業則幫助Micromax在印度建廠。”竺帆咨詢創始人、印度中國企業商會秘書長黎劍告訴記者，一開始，Micromax建設了6條生產線，幾個月前，擴大至12條，“現在，可能又新增了生產線”。
Micromax此舉一方面是為了研發、制造本地化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則是響應印度新政府上臺后提出的“印度制造”戰略——印度政府希望將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5%提升至25%。除了Micromax之外，印度手機廠商lava、Karbonn也均把手機生產線從中國向印度回遷。
“建設了自己的生產線之后，Micromax等企業開始游說行業協會、政府等機構，希望政府能夠對出臺政策鼓勵本地制造。”黎劍告訴記者，“2015年2月，印度政府出臺新的稅收政策，手機進口關稅從原來的6%提升至12.5%，并且取消了本土手機的CENVAT（印度中央增值稅）。”如此一來，進口手機比本地生產手機多繳納超過12%的稅。
對于主打低價手機的印度市場而言，10%的成本幾乎決定生死。排名第二的Micromax靠70美元售價的低價手機搶占三星份額，而排名第三的Intex則依靠售價45美元的智能手機，實現了高達52%的市場增速。而中國手機廠商也均在印度主打400-800元的產品，Canalys分析師指出，印度對于低價手機的需求大到無法想象。
此外，在印度12億人口中，智能手機用戶占比不足10%。龐大的市場體量下，印度制造帶來的稅收紅利進一步被放大。隨著手機增量市場從中國轉移到印度，新的手機戰場將在此展開。受到印度政府邀請之后，三星、索尼、LG開始在印度建設手機制造中心。
最早計劃在印度建設制造中心的中國廠商是小米、金立、華為，其后，酷派在今年5月宣布在印度建設制造中心。2015年7月，vivo也宣布啟動印度生產線的建設，當然，除此之外，vivo還在印度投資接近40億元，建設本地化銷售渠道。目前，vivo已經在印度22個邦取得了營業執照、稅號、銀行賬號等經營資質。
此外，富士康、文泰進入印度之后，也將主導印度的手機制造產業，事實上，富士康在印度的項目是目前“印度制造”中最大的投資。
參與市場政治
對于勞動力密集的制造產業而言，35歲以下人口占比達到64%的印度無疑是最佳的制造基地。而且，印度25歲以下人口達到5.98億，可以保障未來20年內的勞動力充足。廉價、充足的勞動力，一定程度上也確保了手機廠商的低生產成本以及競爭力。
這些資源優勢足以吸引國產手機廠商。但是，他們仍需思考的一個問題是，“Micromax可以游說政府出臺有利于自己的稅率，那么以后印度企業是否仍會通過游說政府制造競爭優勢？”也正是因此，部分國產手機廠商希望“先了解政府在新政策方面的詳盡解釋”。
事實上，不僅僅手機，包括電信設備、電力、鋼鐵行業均出現過類似的情況。黎劍介紹，2011年，中國電信設備商開始在印度遇到不利的市場環境，2013年，中國電力企業在印度的關稅大幅提升至28%，鋼鐵企業的關稅更是比印度本土企業高出近30%。
“中國企業總抱怨‘印度政府又來搞我們’了，但其實這些并不是印度政府的單方面行為。” 黎劍告訴記者，“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國企業脫離了印度的市場、政策環境。”但沒有企業意識到這一點。
黎劍分析指出，印度的政治體制使得它成為一個權力非常分散的國家。在過去的10年里，不管是關稅上調，還是進口比例的限制，都是印度本地產業或中國企業的競爭對手所發起的。
“在印度立法的各個環節中，議員、媒體都會起到作用，而且行業協會也是最為重要的一環，它們可以把公司的需求反映到政府決策層。印度企業很善于借助這些資源幫助自己發聲。”黎劍表示，“但中國企業，習慣獨立于行業協會、媒體之外。”黎劍認為，“其實，我們可以聯合更多的利益相關者，一起向政策監管部門發出聲音，完全可以爭取到對自己更有利的政策。”
當然，相比于電力、鋼鐵企業，中國手機企業對于政策調整的跟進速度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并未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稅率之外，日后的行業標準、規范、貿易政策等政策變動，仍會影響手機企業的發展。防患未然，中國手機廠商也需要參與到印度的政策制定，甚至去影響市場政策的制定。
而做到這一點，需要中國企業去適應印度的游戲規則。“比如金立，戰略調整之后，金立在印度就沒有中國員工，全部是印度人；小米也是如此。”黎劍認為，“印度市場的銷售管理、行業關系、危機處理等等都有著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處理原則，更適合印度人去完成，人員、管理、利益都實現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