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澤濤勇奪百米自由泳世界冠軍，舉國歡騰，女生癡狂。他更是喊出了那句近代以來一直回蕩在中國人耳邊的聲音：“我是黃種人，我是中國人，今天我做到了!”相比這句話，網民更熱衷的是舔屏，數腹肌，叫老公，傳八卦。對於一個處於上升期的現代化大國，奪冠既是驚喜，也在意料之中。

　　不過在知識界，這聲呼喊還是引起了一些議論。看到新聞，我本人立刻想到北大曆史系教授羅新先生兩年前為美國學者奇邁可著《變成黃種人》一書寫過的書評《我們不是黃種人》。果然，寧澤濤奪冠後，這篇文章被一些學者重新翻出。這是一篇令人受益匪淺的書評，不過放在寧澤濤奪冠的氣氛下拿出來，需要一點勇氣。一些網民表現出不滿，認為這是掉書袋，甚至有網友請作者再寫一篇《我們不是炎黃子孫》。

　　普通網民無暇閱讀深度作品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知識正確的事情，放在日常現實中難免削足適履。假如要完全遵從“科學”的潔癖而反對種族色彩言論，那就必須同時寫一篇《我們不是白種人》、《我們不是黑種人》甚至《我們不是紅種人》，並要人們一起接受，但黑人、白人的說法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方便，因為很直觀，普通人不會為此較真。

　　“黃種人”的情況要特殊些。冷靜閱讀這篇《上海書評》年度最佳文章可以獲得很多有趣知識。簡單歸納，就是“以膚色劃分人種”是一個西方的近代發明，正如“民族主義”也是一個近代發明。馬可波羅時代，西方人到東方旅行，驚歎於東方璀璨的物質與文化文明，在他們眼中，中國人的皮膚和他們一樣白，或者是略暗的白色而已。隨著東方的衰落被西方人感知，西方“科學家”在進行人種分類時候，開始使用帶有貶義色彩的詞彙來描述東亞人，“黃”在此時出現了。林奈首先使用拉丁詞彙fuscus來描述東亞人的膚色，通常可以理解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譯本中，這個詞被譯為德語的gelblich“微黃”。這是亞洲人種的膚色從各種可選擇顏色最終走向“黃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邁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該書第十版時，把亞洲人的顏色由fuscus改為luridus，而這個詞可以譯為黃、淡黃、蠟黃、蒼白、死一般的顏色。”

　　在視覺經驗上，中國人的皮膚無法用一個黃字概括，有人比很多白人要白，有人膚色比較深，但終於被西方種族“科學家”歸結為黃種人，並視之為從低級的黑人到高級的白人之間的一個過渡。某些生理特征和病症被描述為黃種人專有，比如眼角贅皮顯得面容狡詐(想想成吉思汗畫像，上眼角皮蓋住了下眼角皮)，既然這種特征只在歐洲兒童身上會出現，於是在進化論的視角中被看作低等人種的特征。唐氏綜合征患者因為臉寬且眼珠向上，被認為像蒙古人，從而“映證”了蒙古人長相是人種退化的痕跡。“黃禍論”也伴隨著人種“科學”誕生了。《變成黃種人》一書揭露了很多此類荒誕曆史。

　　但在我看來，“荒誕”不是“虛無”，而是曆史力量的歪曲體現，就像荒誕不經的夢境總是歪曲體現著真實的欲望。人種學，作為歐洲殖民勢力擴張的精神一翼，和民族主義一樣，具備沃格林所謂的“政治激發力”，也和船堅炮利一樣，成為西方侵略擴張的武器之一。

　　“黃種人”的觀念在歐洲形成，又輸入東亞被東亞人接受。康有為就曾在《大同書》裏說：“白人、黃人才能、形狀相去不遠，可以平等。”

　　奇邁可不了解的是，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改革開放開始，黃種人認同很少出現於大眾文化領域，因為革命化時期的族群認同主要系於階級鬥爭、被壓迫人民反霸反資等政治坐標。藏人都可以在反抗農奴主的主張下和漢人無產階級親密無間。黃種人認同的回潮是在1980年代以後通過大眾傳媒和娛樂的興起實現的，這方面程映紅教授發表在《文化縱橫》的《當代中國的種族主義言說》說得很清楚。羅新教授提及的《龍的傳人》恰恰是在1980年代爆紅。加上著名紀錄片《河殤》的“黃色”論述，以及諸如張明敏《我的中國心》、劉德華《中國人》、謝霆鋒的《黃種人》等廣為傳唱的歌曲，黃皮膚黑眼睛成了新民族同聲合唱的閃亮音符。程映紅認為，海外華人與大陸隔閡太遠，只有通過表面的黑頭發黃皮膚或者抽象的“血脈”之類外貌公約數，才能很容易找回彼此的認同。他不無激烈地稱之為“愛國主義朝貢”。他沒有說的是，當時中國剛剛走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強調以愛國主義而不是階級鬥爭來統合最多數的全球華人。關於中國心或者黃皮膚黑頭發的歌唱，雖然有謬誤，在當時的語境中卻是化解傷痕重整人心的有效做法。

　　無論人種學還是鐵甲船炮，都是強者持有的一種“科學”裝置，是武器的批判。面對船堅炮利，中國人必須通過知識啟蒙、改造社會結構和發展工業生產來獲取同樣的能力。面對人種學，我們固然不應該以謬傳謬亦步亦趨，但問題在於，僅僅指謬或者解構人種學本身是足夠的嗎?

　　曆史科學家的文章給出的只是基本的旁觀態度，但面對“武器的批判”，僅僅“態度”還不夠，放在現實運作中間，正確的態度也往往錯位。

　　羅新認為：“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黃皮膚這樣的觀念與詞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上，在西方科學論著中，卻基本銷聲匿跡了。這不僅是出於所謂‘政治正確’，其實主要是出於‘知識正確’，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脫胎換骨，拋棄種族思維了。”果真如此?即便西方科學界已經拋棄種族思維，但媒體和大眾意識有沒有拋棄這種思維呢?答案並不難找。

　　經常觀察西方媒體，可以了解他們在這方面高度的操作技巧。即便不再使用race這樣的詞彙，也可能使用別的詞彙代替。長期駐法國的中國記者鄭若麟先生對此有詳細分析，比如法國媒體如何制造“醜陋的中國人”形象，比如關於法國《觀點》雜志辱華事件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搜索相關文章。

　　就大眾意識層面來說，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完全可以看作一個文學版的《我們不是黑種人》，雖然感人，但是夢想有沒有實現?在美國，種族隔閡依然深刻，從白人、黑人互相射殺的弗格森騷亂到白人社區遊泳池被驅逐的黑人青年，此起彼伏。十年前出版的《魔鬼經濟學》一書講了一個有趣的“大數據”研究。作者調查全美包含四千萬用戶的約會網站數據，發現大部分人在公開的信息裏都會宣稱自己對種族不在意，可一旦進入篩選約會對象階段，種族傾向就暴露無遺。也就是說，美國人民也擅長“說一套，做一套”。他們不是沒有種族歧視，而是像《菊與刀》裏描述的日本人那樣，小心翼翼地掩藏起來。

　　知識分子可能認為，不管大眾和政客怎么想，對精神世界負有責任的知識精英該怎么想才是關鍵。在我看來，知識分子當然應該堅持“科學”和“人道”觀念，但必須清楚認識到這種堅持與現實的距離，認識到政治正確與具體政治權衡之間的張力。即便知識分子達成共識，也無法代替大眾以及各行各業實踐者的現實感。舉一個例子，塔夫茲大學教授鍾雪萍說過，在美國，許多學曆高的人和學者都支持禁槍並警惕持槍文化，其中絕大多數的政治傾向屬於民主黨。這和媒體觀察經驗符合，傾向民主黨立場的主流媒體《赫芬頓郵報》就經常大力呼籲禁槍，甚至把反對禁槍的議員頭像一起掛出來示眾。但我們不會說暴力文化已經被美國人拋棄，事實是槍支文化泛濫，每年槍擊致死的人數居高不下。

　　在體育界，這種歧視無處不在，東方人在田徑、遊泳等“體力”運動中奪冠，總是會惹來興奮劑質疑。寧澤濤的同行葉詩文倫敦奧運奪冠後遭遇的媒體攻擊就是典型。寧澤濤本人在百米自由泳奪冠後，英文社交媒體上也出現了很多對他和中國人的謾罵。

　　人種是體育界的敏感因子。我還記得美國黑人網球冠軍阿什，在因輸血感染艾滋病之後，曾致信NBA“魔術師”約翰遜，批評他因為自己的濫交和艾滋病而強化了人們對黑人的刻板觀念。顯然，體育運動員背負的不僅是先天的體質，刻寫在生命個體身上的，還有國家能力強弱、社會經濟水平、訓練科技水平、生產關系等等。對人種的歧視也絕不僅僅是針對“人種”而生，只是以“人種”或者“膚色”為幌子表現的政治敵意。即便我們能禁止使用膚色描述人種，“文明的沖突”依然在被運作。面對列強，你不可能寄希望於他們通過在媒體和科學界消滅種族歧視來保持和平，只能寄希望於提高自身實力來威懾和回擊歧視與侵略。體育界和軍隊類似，強者就是強者，競爭就是競爭，勝負就是勝負。寧澤濤的呼喊是體育界人士面對競技領域現實做出的正常反應，雖然不“科學”，但是其批判效果無與倫比。

　　奇邁可的《變成黃種人》一書，就像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一樣，提醒人們警惕西方中心主義，不要把別人的異化觀念內化於我們自身，無論是以歧視初衷出現的膚色判定(比如自己稱自己黃種人，自己稱自己腳下的土地為“遙遠的東方”)，還是以羨慕面目出現的對東方牧歌景觀的美化贊頌(最典型的就是“雪域高原多好啊，為什么非要用現代化來破壞之?”，這種觀念已經化作雞湯被很多中國小資接受，成為藏獨的無意識助手)。

　　在認識論層面，我贊賞這樣的追求，《變成黃種人》消解了人種論的“科學性”，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接下來是實踐層面尤其是文化實踐層面的事情，而知行結合層面要求的不只是知識正確，理當將計就計、因勢利導。

　　羅新教授的文章自身也提到文化實踐的特殊性——“黃種人”觀念在中國很容易被接受，在日本卻不容易，因為在中國文化裏，黃是一個好詞，炎黃子孫、黃道吉日、黃袍加身……中國化的詞彙、觀念終會具有不同的含義。就像佛教經曆中國化，和發源地印度的佛教相去甚遠。

　　有趣的是一個類似的例子。數年前，一些網民對新浪網英文名稱“sina”發起批判，聲稱sina是“支那”的日語字母寫法，認為新浪網的日資背景導致其名稱就含有對中國人的歧視，要求其道歉並改名。新浪網當然沒有因此改名。大部分網民也沒有這么敏感。沒人願意歧視自己的民族，但sina既已成為日常詞彙，使用者不賦予其歧視含義，它也就失去了歧視的作用。在我看來，“黃種人”一詞也一樣，漸漸會成為一個波瀾不驚的詞彙。不妨像美國兩黨之爭那樣，你說我是驢，那就索性自稱驢黨吧，不用耿耿於懷。

　　現實中，國家間實力的此消彼長造成的變化比觀念自身的發展更生動。我們不妨大膽假想，如果未來中國成了世界一哥，世界范圍不是沒可能出現泛黃陣營和泛白陣營的對立，非洲人將加入泛黃陣營(正如今天埃塞爾比亞等國開始親近中國一樣)，甚至不排除有西方人否定自己是白種人，而是黃種人的一支。假如滄海桑田，非洲變成最強大陸，也許會出現囊括黃種人的泛黑陣營。這不是空穴來風，2008年，南非華人在經過多年上訴之後，終於贏得比勒陀利亞高等法院的裁定，從此在分類上屬於黑人，享有黑人的各項權益。這幅對立的景象並不美好，但也許曆史就是要經曆過幾番這樣的輪回或者“否定之否定”，天下大同才可能實現。

　　我略擔心的是，知識界在反對歧視的時候，如果一味強調意識正確，反而可能陷入另一種“格調”陷阱。不妨用女權主義的例子來說明。女權主義曾是啟蒙時代以來的一項重要進步，但在失卻政治經濟結構層面的挑戰力之後，部分知識精英的女權主義單純在政治正確的領域發展。最典型的如同齊澤克所說，當你跟她們說“女人”這個概念的時候，她們會立馬抨擊你：沒有你說的那種女人!沒有你說的那種籠統的“女人”概念，只有一個個獨立的個體!也就是說，“我們不是女人”。對人種學的警惕應該導向何方?“我們不是黃種人”的背後站著的是人類平等，還是“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的另一個變種?是意味著我們是不輸列強民族的追求天下大同者，從而也鼓舞第三世界的人們奮發向上，還是意味著我們也是和西方白人一樣優越的高等種族，如果是前者，寧澤濤們表達的也正是這個意思，不必為此擔心。

　　需要注意，知識界對“黃種人”的反思未必只是反思西方中心主義，還有對民族主義的反思。近日又讀到羅新在最新一期《文化縱橫》發表的文章《走出民族主義史學》正是如此。

　　程映紅教授也劍指民族主義，甚至幹脆將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黃種人認同直接指斥為類似於納粹主義的種族主義，“充滿了大漢種族主義的霸主氣息”。但除了網絡上少數皇漢主義者，大部分中國人在自稱黃種人的時候，尚無昔日列強民族那種優越和淩霸的意識，稱之為“種族主義”過於超前。相對於“文化種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個不爭的事實。為什么會興起?這方面有很多討論，一種看法是著眼於政權合法性，認為共產黨國家在原先的意識形態失效之後，需要借助民族主義來維持權威政體的合法性。另一種看法則著眼於政治正當性，認為中國在經曆1980年代大轉型之後，隨著社會分化，原有的凝聚人民的社會主義政治正當性認同被抽空，“政治民族主義”衰落，才有了訴諸於膚色、血脈之類的“文化民族主義”興起。綜合來看，倘若不能面對並激活從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革命、建設曆史遺產，僅僅站在某種以政治正確面目出現的偏見上展開批判，只會失之准心。

　　民族主義是曆史中的政治人群面對性命攸關的重大利害做出的決斷，有成功也有失敗.反思民族主義造成的問題勢所必然，但同樣需要注意，很難有完全“走出”這回事。在曆史中誕生的主義及其實踐無法截然否定，只可在批判、吸納、揚棄中超越。

　　對民族主義的反思並不是新鮮事，羅新引用了本·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體》。 “想象的共同體”一方面有助於我們走出民族迷思，思考新時代的國族認同，另一方面也同樣很容易被台灣拿去以消除中國認同(本·安德森曾是李登輝的座上賓)，既然遵循他的邏輯就只能認為中華民族認同只是近代發明出來的想象或者政府推動的意識形態嘛。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有不同的曆史脈絡。羅新舉了兩個東方國家的例子來說明民族主義的負面作用。土耳其拉孜人鬧分裂的例子意在說明，既然國家層面大力建構民族神話，就無法阻止國家內部小部族發明自己的民族神話，從而引發沖突，導致政府的雙重標准。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帶來的惡果比比皆是。前南斯拉夫地區在“民族自決”意識推動下陷入碎裂和戰爭的往事就是前車之鑒。不過，這種反思不應該變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不施於己”的邏輯。我想到一個互聯網上的“笑話”，動物保護主義者在質問狗肉愛好者的時候問道：“今天你這樣對待比你弱小的動物，那么假如強大的外星人來到地球，你也想讓外星人這樣對待你嗎?”問題是，你不食肉，外星人就不會消滅你嗎?印第安人無論吃素還是吃葷，都會被歐洲人消滅。在這一點上，還是科幻作者劉慈欣的“黑暗森林”觀念更接近現實。

　　另一個例子是印度的狂熱民眾暴力攻擊研究並解構民族神話的學者。在我看來，這個例子和查理周刊慘案的例子類似，不僅僅是民族主義的問題，在單純的宗教世俗鬥爭或者民族主義普世主義鬥爭的范疇中理解都會失之片面。與其怪罪抽象的民族主義，不如反思印度正因為沒有進行過像中國那樣結合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徹底世俗化民族主義革命，才導致今天的亂象。

　　羅新談到歐洲史學界正在艱難地試圖超越各民族國家曆史，追求統一的歐洲曆史。所謂近代民族國家既然是歐洲的發明，解決其導致的問題也是歐洲內部生發出來的問題。西方人也屢屢那那套民族國家觀念套用到中國身上，批評中國非單一民族，有悖民族自決的建國原則。中國這種被逼出來的民族國家，語境不一樣，可以借鑒，但不必照搬西方反思思路。無論是按照西方人的模式接受還是反思民族主義，都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中國人有追求天下大同的傳統，又必須面對民族國家激烈競爭的現實狀況。從多元一體到五族共和再到社會主義，我們有更多的曆史和思想資源以資反思民族主義。

　　中國革命反過來改造和超越了民族主義革命，但這種遺產在今天也確實有退化的危險。關於民粹的威脅，我曾撰文《無名者的民族主義》專門談過，西安反日遊行中砸穿人腦袋的民工理所當然被知識精英看作民族主義之惡的一個代表。但是這位多次義務獻血，很想證明自己價值卻犯下大錯的青年民工，不是簡單的民族主義結果，而恰恰是官方和知識分子都遠離民眾所產生的一個棄兒。在事實上的民眾分裂之後，底層人還在努力尋找共同的認同，卻不斷撞牆並遭遇知識精英的貶斥。而學院精致的分析和貶斥不一定能使政治變得美好。

　　學院的曆史學會在反思中獲得新生，需要小心的是，反思的結果如果淪為所謂告別狼奶的羊奶史學，也會變成空中樓閣，正如澎湃思想市場欄目裏一篇關於高中曆史新教材的批評已經闡明了的那樣。

　　學術要避免被政治綁架，但這不是說學術就不該具有政治家的魄力和洞察力。進行學術回應不是我撰文的本意，只從我的觀察角度提供一些思路。將要寫完本文的時候，又傳來消息：台灣有新聞媒體剛剛把寧澤濤說的“我是中國人”改為“我是大陸人”。比起抽象的政治正確，這種現實的事件是多么的發人深省啊。(作者：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