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曆了三十多年的發展，從資本匱乏國家成為資本富餘國家，需要更加安全可靠的投資地，英國恰好為中國資本“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國家利益與發展戰略已經成為中英關系的強大紐帶，這是一個老牌強國順應時勢，與一個新興強國攜手塑造世界秩序的嘗試與努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啟了為期四天的對英國事訪問，受到了英國豪華的國賓待遇，這既是十年來中國國家主席首次對英國的國事訪問，也是中英關系進入新的曆史階段的象征。習近平主席不僅與英國王室和政府首腦有密切的互動，而且也將見證簽署中英之間眾多的經貿合作“大單”。昔日的大英帝國曾經是現代世界秩序的奠基者，英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也折射出當下世界秩序的轉型，中英關系的緊密互動必然會撬動大國政治格局。

　　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接受英國媒體采訪時曾指出英國是具有全球影響的國家，這一判斷可謂精准。英國不僅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是全球金融市場的中心，中英關系不僅是大國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構建大國外交的關鍵一環。金秋時節，習近平主席先後對美國和英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彰顯了中國在全球秩序變革與治理的核心地位。英國對華政策在最近兩年的根本性調整，既是英國實用主義外交政策的集中體現，也是英國順應國際格局變遷而做出的“應時之變”。

　　英國對華政策體現了強烈的金融重心，尤其是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主導了對華政策的調整。在中英關系因卡梅倫會見達賴而陷入“冰期”之後，奧斯本及其倫敦的財金高官率先開啟了“融冰之旅”，奧斯本也承認對華政策的調整是具有“冒險精神”的，但是他堅信這一政策可以實現英國的國家利益。中英關系迅速回暖，除了奧斯本等人的努力之外，更緣於中英之間核心利益的交融，發展戰略的“疊合”。英國政府提出了“北方經濟引擎”的戰略，重新振興曼徹斯特、利物浦等傳統工業中心，但需要大筆的資本。

　　中國經曆了三十多年的發展，從資本匱乏國家成為資本富餘國家，需要更加安全可靠的投資地，英國恰好為中國資本“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國家利益與發展戰略已經成為中英關系的強大紐帶，因此，不能將英國對華友好視為簡單的投機主義做法，毋寧說是一個老牌強國順應時勢，與一個新興強國攜手塑造世界秩序的嘗試與努力。

　　於中國而言，已經進入近代融入國家體系以來的最佳站位，但是在國家治理、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等多方面問題上還需要向發達國家學習與借鑒。英國開啟的工業革命不僅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也改變了國家治理的方式。正因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新塑造，權力與市場的邊界得以厘定，英國成為近代曆史上第一個持續發展的國家，三四百年來，英國通過漸進性的試驗與改革，探索出一條通向現代文明的道路。中國也在嘗試與摸索持續繁榮與穩定之路，經濟處於轉型與升級的關鍵節點，三十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尤其是加入WTO以來的快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家。從貿易國家向金融國家的轉型是中國經濟革命的關鍵所在，而英國雖然不複大英帝國的榮耀，但是倫敦金融城依然高居全球金融體系的塔尖。

　　最近幾年，中英之間的金融合作可以說一日千裏，倫敦金融城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強有力支點，也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核心，而人民幣國際化無疑也會鞏固倫敦金融城的地位和優勢。今年三月份英國率先加入亞投行，是中英金融合作的“神來之筆”，當然也讓美國醋意大發，指責英國對華“綏靖”。70多年前，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讓英國和平地把經濟和金融霸權轉移到了美國，似乎也沒有關注過英國的感受。

　　中國的大國外交不僅包括一帶一路倡議，也包括與發達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密切互動。中國要提升國際地位不能僅僅依靠GDP，更需要高精尖的技術、卓有成效的金融市場，這些稀缺性的資源需要從發達國家和市場獲得。中英之間的合作遠遠超過了經濟的范疇，而具有了戰略意義，英國提出了打造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也願意成為中國在西方的“最好夥伴”，這與中國提出的“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的理念不謀而合。中英關系不僅是兩個大國之間的合作，也是兩種文明之間的“包容互鑒”，當然前提是平等相待，消除傲慢與偏見。 （北青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