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始對英國進行為期5天的國事訪問，此訪是中國國家領導人10年來首次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會再次燃起我們對英國這個國家的興趣，從曆史文化到足球政治。可是有一個簡單的問題，英國人到底是誰，他跟法國人、德國人、北歐人到底什么關系?
本文就詳細回答了這個問題。本文選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剛剛出版的《自由的基因》一書，本書講述了自由的故事，解釋了為什么自由與其說是“西方的”、毋寧說是“英國的”獨特發明。它向我們揭示了歐亞大陸西端一角濕冷孤島上的居民如何偶然間發現了國家是個人的公仆而非主人的觀念。本書作者丹尼爾·漢南是英國著名曆史學者，歐洲議會保守與改革黨團秘書長，重量級本地主義與反歐洲派倡導者。
我們從來不知最早的英國人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們為什么來到這裏。或許，他們來到這片陸地是為了做生意，用自家林屋粗糙的出產交換羅馬時代不列顛的精美制品。或許，他們是一批好運的士兵，按照古羅馬軍團傳統，在服役20年後夢想著穩定的退休金和土地的美好前景定居於此。當然，在那些最早的辰光，他們也可能就是一夥強盜——對於來自寒冷北疆的漢子們來說，搶掠從來都是一筆過活的好營生。
無論動機如何，他們帶來了比日耳曼軍事首領所能獲得的戰利品還要寶貴的東西。他們擁有一套與其他民族的習慣做法完全不同的事務管理方法，發展出一套個人與部落關系的觀念，而這套觀念成為英語文明為人類福祉所做的最大貢獻，同時也是英語文明最偉大的出口產品。在潮濕的綠原上，有他們的新家。他們創造出了王室和政府的理論、財產與契約的理論、法律和賦稅的理論，這些理論改變並最終提升了我們。
彼時，這樣的觀念一定顯得非常可笑。不列顛島不過是眾多繁榮有序的羅馬行省中的一員。橫掠整個北海地區的條頓部落淪為遭人嘲笑和令人膽寒的“綠林豪客”，而更高的文明則視其為野蠻人。
但是，隨著羅馬的衰落，這些部落的力量日漸強大。起初，羅馬軍事長官沿著不列顛東海岸線建起了座座堡壘，以保衛富饒的平原免遭海上漂來的野蠻人的劫掠。但是，一旦保衛者的決心稍有松懈，劫掠就會變得更加頻繁。遍及全歐的條頓部落，無論是作為反叛者的雇傭軍，還是作為入侵者，正在全面顛覆羅馬確立的秩序。公元410年，羅馬軍團被召回帝國首都，獨剩下不列顛行省自求安寧。
島上的基督教信眾發現他們正受到三面攻擊的威脅：西面是愛爾蘭部族，盎格魯-撒克遜人自東而來，皮克特人(他們在更早時被不列吞人和羅馬人趕到蘇格蘭北部和東部定居)踞守北面。如果羅馬-不列吞人雇傭盎格魯-撒克遜士兵的話，那么，他們幾乎可以輕而易舉地以一敵而禦其餘二虎。這是一種相當傳統的考慮，盡管這種策略考慮要到很久以後才會形諸文字。
有一點可以確定，在整個5世紀，來自現在的德國、丹麥和低地國家的那批人作為英國人的先輩開始大量定居下來。他們來此的動機，也已顯而易見。他們是奔著領土而來。移民者的數量現已無法統計，大約有2萬到20萬人口在5—6世紀期間，離開紛亂的森林，來到這片新大陸。他們攜帶的物品與易北河沿岸的墓葬中發現的一樣。此外，他們還帶來了後人稱為盎格魯-撒克遜式自由的種子。
今天，生活在英格蘭土地上的人們，他們的先輩們身上都發生過什么?過去的一切是滅絕了還是被吸收了?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為它涉及盎格魯圈價值是否從最開始起就是在多民族背景下形成的?!曆史學界對此問題長期以來爭議不休，直到最近十年間才取得了明確的共識。
人們一度相信這樣的觀點：盎格魯-撒克遜人幾乎全部取代了本土原住民。據說，幸存的不列吞人被趕到了威爾士、康沃爾、英格蘭西北部和蘇格蘭西南部。當然，還有布列塔尼，在那裏，盎格魯-撒克遜人和不列吞人輪流為治。
支持這一說法的兩個主要證據前面都已提及。第一是語言。不列顛島西部使用的語言，早先是不列吞本地語言，後來是盎格魯-撒克遜語。其中一個語支，被稱為坎伯蘭語，直到11世紀或12世紀的不列顛斯特拉思克萊德王國仍在使用(這個地區主要在今天的蘇格蘭西南部)。另一個語支，是康沃爾人說的凱爾特語，直到19世紀依然沒有完全消失。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威爾士人，今天還在說威爾士語。
這些古老的語種被語言學家們通稱為不列吞語或者凱爾特語。然而，不列吞語在英語中似乎已難尋蹤跡。如果說，如某些曆史學家所說的，兩種語言間還存在什么族群上的親緣關系，那么，我們大概可以寄望在我們今天的談話中，找出一些凱爾特來源的詞彙。然而，事實上，這樣的詞幾乎很難找到了。即便有極少數量的，比如峭壁、突岩、深穀，也只有一些標示英國西北部獨有地理特征的專有詞彙。這些地區如今已經成為講英語的天下，盎格魯-撒克遜遺風已成絕響。
第二個證據是一部6世紀以來的英國史史書《不列顛的顛覆與征服》，由威爾士修士吉爾達斯所著。
吉爾達斯記載了一場種族屠殺。他引用了一封不列吞人向羅馬求援的信，信中敘述了不列吞人的處境：“野蠻人把我們趕進海裏，海浪又把我們推回野蠻人那裏。兩頭都是死：要么淹死，要么斷頭。”然而，吉爾達斯寫下這本書時，已是他所記載的事件發生一個世紀以後。他在書後加了一個年表，像那個年代的所有編年史家一樣，吉爾達斯相信上帝眷顧或懲罰所有國家。既然耶和華發動亞述人反對以色列人，那么，吉爾達斯也支持異教入侵者聲討已經墮落的不列顛基督徒。這與他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是上帝之鞭，是一支無情的、勢不可擋的力量一脈相承。
常識還提供給我們更加意味深長的畫面。一部分不列吞人作為被征服的屬臣，不僅留在了島上，還與新來的征服者結成了同盟。我們知道，數世紀之後的威爾士和英吉利聯盟也是如此。類似情形在歐洲本土不乏其例，日耳曼戰爭時期德國就與本地巨頭聯手而治。每當兩民族之間存在顯著的技術性差距時，人口遷移就會發生(不過，在前述例子中，不存在這樣的差距)。
當然，這些語言學上的證據也不能說明：英語中不列吞詞彙的消失就意味著其使用者也滅絕了。這和我的母國秘魯的情況一樣。在秘魯，大約有40%的人口是本地原住民，20%是白人，剩下40%是混血。本地原住民中的一部分(大約占人口總數的15%)仍然說他們的本土語言克丘亞語和艾瑪拉語，其餘部分，包括幾乎所有的梅斯蒂索混血族群，都說西班牙語。秘魯西班牙語比起當代伊比利亞人說的西班牙語還要純正，它也包含極少量克丘亞詞源的詞彙，就像英語還保留部分不列吞詞彙一樣。
將來的曆史學者，如果也只是依據語言學證據立論的話，很可能得出本土秘魯人已經被屠殺或驅趕殆盡的結論。這樣的結論肯定有問題。盡管這些人沿襲了征服者的生活習俗，以及更多的征服者的語言、法律、宗教和民族意識，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本土族裔的主體。我們不難想象，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五到六世紀的英格蘭。
甚至早在它可能成為DNA樣本之前，曆史學家們就已經開始討論滅絕的問題了。那些地點名詞顯示出英吉利人的生活足跡甚至到了日耳曼腹地。舉例而言，有幾個英語市鎮的名字中帶有“eccles”的詞幹，這個詞幹來自拉丁詞的“教堂”。在諾福克現在還有“海上教堂”(Eccles-on-Sea)的地方，顯示出即使在英格蘭最東邊，也曾有大量的基督徒(當然也是羅馬-英吉利人)會集在此舉行敬拜活動。
此外，英語中還有一些雙音詞地名，也就是將不列吞詞和盎格魯-撒克遜詞疊加在一起來表達相同的意思。比如，在白金漢郡，有兩個相鄰的村鎮叫“布瑞爾”(Brill)和“切特伍德”(Chetwood)。“布瑞爾”的詞根來自凱爾特與“白瑞格”(breg)，意思是“高山”(hill)。而切特伍德一詞，則來自凱爾特語“切特”(cet)，意思是“林地”(woodland)。於是，上述兩個地理名詞就成了“高山高山”和“樹林樹林”的雙拼了。
從這兩個詞，或許可以推測出撒克遜入侵者對了解本地原住民大概沒什么興趣，以至於連本地詞匯中最基本的“山”或者“樹林”都不知道，還以為“布瑞格”和“切特”就是某座山或者一片樹林的名字。不過，如果把這兩個詞視為兩種獨立的語言共存的地方出現的聯合命名的產物，也未嘗不可。比方說，你在比利時，看到某些路標，就能知道這個城鎮曾經有截然不同的法語和荷蘭語名字，像卑爾根等。又比方，法國和荷蘭兩國交界的邊境地區保留了極少數相當獨特的外來詞，這些聯合詞語清晰地顯示出兩大語種的共存。
(《指環王》的粉絲們或許會發現“布瑞爾”“切特伍德”這樣的詞相當眼熟。當霍比特人離開夏爾郡，他們投奔的第一站就是切特森林外、布瑞山下的布瑞鎮。要知道，托爾金可是牛津大學的盎格魯-撒克遜語教授，他對英語地名命名學當然頗有造詣。)
很長時間以來，物種學方面的研究毫無進展，甚至至今仍無定論。盡管越來越多的曆史學者傾向於人種混合說，還是有些曆史學家仍然堅持滅絕論的說法。過去15年間，人口遺傳學這一相對年輕的領域開始向我們展示越來越清晰的圖景。
大量研究表明，現代英國人的祖先，不僅來自古撒克遜人，而且來自古凱爾特人。現代不列吞人的基因排序和他們石器時代的祖先有著驚人的相似性。1997年，傳來令人振奮的考古發現，在薩默塞特郡的切達地區出土的一具最早的英國人(被稱為“切達人”)骨架，測定為公元前7150年;並且，這具“切達人”骨架的DNA與兩位切達現住居民的DNA完全匹配。
2007年，牛津遺傳學教授布萊恩·賽克斯主持的一項研究對超過6000份樣本進行檢測後，宣布：“現在的英格蘭南部人中，只有10%是撒克遜人或者丹麥人的後裔……英格蘭北部，這個比例上升到15%，東英格蘭是20%。”另一位遺傳學家斯丹芬尼·奧本海默則認為80%的英國人的DNA可上溯至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早期農民，其中大部分農民來自伊比利亞。
其他研究，尤其基於Y染色體(也就是只在男性遺傳基因中攜帶的片段)的，顯示出英國男人的遺傳基因中有著明顯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成分融入。2002年的一項重要研究成果發現，英格蘭中部男性在生物遺傳特征方面，與來自荷蘭沿岸的弗裏斯幾乎無法分辨，但與威爾士人卻存在明顯不同。倫敦學院2011年的一個項目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他們發現，50%的不列顛人攜帶的Y染色體片段與丹麥和德國北部的人幾乎一樣。
如何看待這些數據間存在的差異?部分解釋是這個學科仍在發展中，各項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然而，有一個結論漸已浮現，那就是：Y染色體調查(也就是父傳子序列)顯示出了強烈的日耳曼血緣延續，從中我們大可推導出盎格魯-撒克遜男人們娶了當地人為妻——這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都是最常見的婚姻模式。我們也可由此證據合理地推定，當你自東向西橫穿英國旅行，日耳曼祖先的血統逐漸稀釋。
我們也可看到，雖然英國人的後代熱衷於追尋他們種族起源，但，上帝保佑，他們從未采用過歐洲大陸當代人的做法。在英國內戰中，有一些議會的支持者樂於將他們自己視為真正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們在為推翻衰落的、諾曼底後裔的專制制度而戰。在他們心目中，法律、自由和代議制政府是他們作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生而具有的權利的一部分，是塔西佗筆下遠古的日耳曼部落會議的祖傳家產。
圓頭黨人約翰·埃爾在1640年說：“我們的先輩繼承了日耳曼一支傳下的血統，他們沒有將自己混同於不列吞的原住民，而是把後者趕了出去。他們取得了絕對的土地所有權，因而得以保全他們的血緣、法律和語言不被破壞。”
類似論調在革命時期的美國愛國者中也能聽到。托馬斯·傑斐遜將美利堅人視為真正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稱他們為新世界帶來自由，並且使自由具有了比在舊世界更為純粹的形式。(必須要申明一點，本傑明·富蘭克林則持完全不同的觀點，對日耳曼一系評價甚低。)。
將自由視為一種傳自先輩的習慣性權利，這一觀念可以一路追溯到古日耳曼部落最早的森林集會。這樣的自由觀直到1930年代，依然極大地激勵著整個盎格魯圈的作家們。其後，納粹的瘋狂舉動使得種族理論聲名狼藉，英吉利與日耳曼的血緣聯系說也隨之失寵。
從各種遺傳學證據可以看到：即使不是毫無依據，這些理論也有頗多誇大之處。英國人從來不是一個完整的日耳曼種族。最早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起碼在某種程度上，與古不列吞人相融合。他們的後代後來又與丹麥人、諾曼底人、弗萊芒人、胡格諾教徒、猶太人、克什米爾人、孟加拉人、牙買加人相互融合。在新世界，他們更吸收了來自各個大洲和群島的人群。心智的交流，勝過了床笫之歡，最終鋪就了關於組織社會的思想體系的堅實道路。
盎格魯圈的多種族特性不是現代才有的現象。丹尼爾·笛福在1703年發表的《真正的英國人》，其嘲諷語氣就刺激得沒幾個國家能消受得起：
始於全人類的雜交體，
這就是英國人。
激烈的強迫，憤怒的欲望，生下了
塗脂抹粉的不列吞人，或者是蘇格蘭人?
是誰的種，就學誰的樣兒，
給小母牛上軛，犁羅馬的地。
一開始，就是一半這一半那的混血種，
也不知是誰的名字，哪國人，說什么語言，祖上名聲如何。
新的混合體快快地誕生，
撒克遜人和丹麥人的後代。
就像理查德·道金斯所說，盎格魯-撒克遜價值成為一種遺傳基因，即使缺乏任何生物學介質，依然頑強地傳承下來。它解釋了為什么百慕大不是海地，新加坡不是印度尼西亞。
這些價值在最早的盎格魯-撒克遜移民中，在黑暗年代，在暴力與失控中，就已種下。三個相互關聯的觀念，注定要改變人類：第一，個人自治的觀念，包含在契約與財產權中;第二，集體決定須由代表作出，代表須向選出他們的共同體負責;第三，法律不僅僅是統治者意志的具化，它作為傳自先輩的習慣性權利，約束國王一如約束最卑賤的臣民。
盎格魯-撒克遜價值在過去三個世紀以來改變了我們，使得數以億計的人得享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准。今天，這些價值傳布之廣，以至於我們視其為人類進步的成就。想象它們自最初提出至今，其間經曆了多少變革，還真得好好花一番功夫去考查。（作者：丹尼爾·漢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