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慧萍
2015年12月31日的除夕跨年，德國若干大城市是在混亂和震驚之中度過的：在科隆火車站，上千名青年男子向人群投擲煙花制造混亂，實施偷竊、搶劫和性侵犯。截至1月10日，已有516人報案，其中40%涉及性騷擾行為，包括兩起強奸案，與此同時，另外兩大城市漢堡和斯圖加特也發生了類似事件，這其中不乏難民的身影，而在過去的一年中，德國剛剛頂住歐洲盟國的壓力，慷慨接納了110萬難民。科隆事件的規模之大出乎人們意料，也給在難民政策上堅持政治正確的德國好人們敲響了國內安全的警鐘。
科隆事件中的多重動因
目前，對案件原因的調查仍在進行當中。這些作奸犯科的行為是孤立事件還是有組織的作案，各方的說法莫衷一是，但都僅止于一知半解的猜測和未經證實的不精確描述。處于醉酒狀態的、北非和阿拉伯地區相貌特征的青年男子，這是多數受害人對于作案者的描述。可以確定的是，科隆事件是多種誘發因素的混合產物：集體暴力，酗酒，男權社會中對于女性的輕視，困難處境下的極端化潛力。德國的公眾輿論普遍關注的是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文化沖突，在各大政黨、媒體和移民專家的解讀中，都不同程度提到了阿拉伯世界中女性地位的低下，對于西方社會自由開放風氣的誤解，以及部分極端分子對于暴力的宣揚。這些觀念和意識的缺失，致使一些來自阿拉伯世界的移民不了解德國的兩性平等和道德底線。誠然，群體暴力事件并非阿拉伯世界獨有現象，但科隆性侵案警示了文化差異的問題。最近，比利時就在難民課程中增加了尊重女性、反對性別歧視的內容。
科隆事件再度暴露了國內安全的漏洞。科隆警方由于機構失靈成為眾矢之的，警方在當晚接到報警后未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雖然23 點30 分清場驅散了廣場上的人群，但仍舊未能阻止眾多盜竊和性侵女性行為的發生，且事后有意掩蓋和拖延發布事實真相。作為后果，科隆警察總長已被勒令暫時退休，德國政府將在大型活動中加大警力和視頻監控的力度。大規模性侵事件發生之后，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民眾普遍擔憂民主法治的德國存在法外之地，司法警務機關的公信力一落千丈，已經有個別地方普通民眾自發組織巡邏隊維護治安。
難民政策上的政治正確性
出于歷史原因，德國主流社會對于一切有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極右翼種族主義傾向的言論都會基于“政治不正確性”的理由加以指責。當蒂洛·扎拉青2010年出版《德國正在自取滅亡》，宣揚中東移民大量涌入將導致德國伊斯蘭化，要求對移民進行嚴格篩選之時，德國的主流輿論毫不猶豫地將之定性為種族主義言論予以抨擊。在歐洲多國政府向難民關上國門的同時，德國主流社會堅持奉行寬容自由的難民政策和歡迎文化，收容并人道安置了大部分逃亡歐洲的難民。
然而，對于難民的寬容和歡迎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政治正確性。由于擔心被極右翼分子借題發揮煽動排外情緒，德國地方各級政府往往低調處理難民群體中存在的犯罪行為。對于移民的一些不當的、例如不尊重女性的舉止，即便女權主義者也會失語噤聲，因為不想被視作種族主義者。
然而，科隆事件不可避免地與難民聯系在了一起。截至1月8日，科隆事件抓獲的32名嫌疑人中有22人都是難民，其中甚至有敘利亞難民宣稱自己是默克爾請來的，不少被盜的手機出現在難民處或者難民營周邊。事實上，不僅是科隆事件曝光出的公共治安，歐洲的極端伊斯蘭暴力案件中同樣有少量難民的參與，去年11月的巴黎系列暴恐事件中數名恐怖分子曾經登記為難民，而今年伊始巴黎擊斃的一名持斧襲擊警察局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也曾在歐洲多國生活數年，甚至登記了敘利亞、突尼斯等7個不同的難民身份，他自2014年起在德國北威州雷克林豪森居住并以格魯吉亞難民身份申請避難，還因偷竊、販毒、身體傷害、非法持械等多重罪名受到德國警方調查并被判過兩次刑。這樣的難民雖然在警方的掌握之中，但由于判刑時間低于三年，并不在遣返之列。該案件在科隆事件之后發生，再次體現了大規模難民無序進入的后果：進入德國的既有亟需庇護的戰爭難民，也有罪犯和圣戰狂熱分子。2015年以來進入德國的難民大多數都是穆斯林，并呈現出男性為主、年輕化和地域集中的顯著特點，他們當中30歲以下的人占到70%，男性比例同樣達到70%，而宗教極端思想正是在這樣的群體中伺機尋找追隨者。
根據德國《圖片報》援引警界高層的形勢報告，德國每天都在發生難民性侵事件，尤其多發于火車站等場地。由于擔心難民和本國人之間的矛盾激化引發本土社會的排外浪潮，這樣的事件往往被低調處理。科隆警方在大規模性侵曝光之初，也一度閉口不談作案者的難民身份。他們的做法在德國不少聯邦州都客觀存在，政府部門嚴格規定不主動報道難民犯下的罪行。如果疑犯是難民，警方也往往放到一邊不審理，如果在難民營內外發生違法犯罪事件，一般情況下都不予通報--除非涉及新納粹襲擊。
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國內的政治力量和主流媒體對于科隆事件的評價仍舊顯得小心翼翼，各大政黨、司法部、內政部和警方都避免將其與難民問題掛鉤，聲明不能指責整個難民群體，批評之聲更多來自一部分社交網絡和媒體。與此相反，德國以外的輿論和媒體對于科隆事件的批判就沒有這樣的政治正確。在備戰總統大選的美國，右翼的聲音主導了對于科隆事件的評論，《紐約時報》保守立場的專欄作家羅斯·杜薩特指出，德國政府有意淡化科隆事件的影響力，為了“避免德國為善意的瘋狂付出過高的代價”，德國必須轉變方向，默克爾必須下臺。保加利亞多份報紙的文章則認為，默克爾也許今年就要下臺，她不但對于科隆事件負有責任，而且迫使歐洲接收難民，“成為了自由和幼稚的象征。”
社會融入的長期挑戰
當今的德國社會日趨世俗化、老齡化，雖然已經轉型為移民國家，人口構成不再單一，然而，在短時間內驟然遷入大規模的、文化差異明顯的難民，如此突如其來的變化將會改變之前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心理。從長期來看，除了公共資源的分配沖突，德國還將經歷宗教、文化和價值觀的沖突，多元文化并存的社會持續面臨不同生活方式、文化傳承、行為準則和價值觀的共生、矛盾與博弈。面對這一挑戰和歐洲伊斯蘭化的風險，德國政府開出的處方是加強外來移民的融入，要求移民必須上語言班和國情課，入籍前必須通過語言和國情考試，通過語言、教育和文化適應培養后者對于客居國的認同感，尤其是接受德國的基本政治價值標準。
但事實上，在聯邦德國的歷史上并沒有成功實現過移民的社會融入。從五六十年代的客籍勞工移民開始，德國一直否認移民社會的現實，避開文化領域，直到很晚才就移民融入的話題展開討論并采取應對措施。已經在德國居住了一段時間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往往面臨難以融入歐洲主流社會的問題，在生活方式上表現出鮮明的族裔特征，語言知識相對不足，與本地居民接觸不夠頻繁，交流習慣與文化習俗存在差異，存在種族聚居現象，在收入、受教育程度、就業、社會接受度以及政治參與等各個領域總體而言始終相對處于弱勢的境地。對于穆斯林移民群體，很多德國人缺乏了解，更多持有的是一些負面的刻板印象。
當心北非阿拉伯男子！這一警告在科隆事件后在社交網絡中廣為傳播，迅速變成某種負面的刻板印象，一如在之前很長時間里，土耳其男性也曾被視為具有攻擊性的、有暴力和性侵傾向的、對女性不敬的形象。危機當前，難民的收容和安置成為壓倒性的事務，文化融合變成了一個次要的問題，但這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對于德國好人們而言，身體力行支援難民只是一時的義舉，在難民居留下來成為自己的鄰居之后，思維與行為方式的鴻溝將成為長期的挑戰，科隆事件則以極端的方式將這種差異展現無遺。
難民政策的轉向
科隆事件究竟是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還是為德國過于慷慨的難民政策提供了修正和破局的機會？無可否認的是，作惡者只是難民當中極少一部分人，不能簡單地混為一談，以偏概全，對穆斯林簡單地保持暴力、愚昧、墮落等極端片面的印象，不能因此否認難民的弱勢群體地位。科隆事件之后，德國大城市、尤其是火車站附近的治安情況每況愈下，難民日益成為地痞流氓的攻擊對象，反伊斯蘭移民游行喧囂一時。然而，科隆群體惡性事件更多折射出的是德國難民危機管理中存在的巨大漏洞，如果聽任難民的安置與管理成為危及國內安全的重大隱患，岌岌可危的就不僅僅是默克爾的總理寶座，而是整個德國的國家安全。僅僅如科隆市長在事后建議的那樣，女性應當與陌生人保持“一臂距離”，不但無法解決治安問題，反而宣布了政治的破產。政策調整勢在必行。
從目前德國朝野以及民眾的反應看來，科隆事件后，德國沒有馬上關上大門，在邊境直接遣返難民，更沒有討論修改憲法規定的避難權，從原則上修正迄今為止的難民政策。不過，德國政府開始打破政治正確性指導下對于難民犯罪現象的集體失語，著手簡化和加速外國人法中對于難民罪犯的遣返規定，嚴厲刑法的量刑標準，以避免出現類似科隆的失控局面。根據德國現行法律規定，只能遣返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外國人，而且國際法“禁止遣返”原則禁止將難民遣返到可能面對迫害或酷刑的國家，遣返敘利亞或者伊拉克難民有難度。不過，德國內政部和司法部日前已經達成一致，將盡快在內閣推動遣返被判刑難民的遣返，今后判刑一年的罪犯也有望被遣返至來源國，司法部同時在推動立法，計劃對于已經獲得庇護權難民的住處進行嚴格規定。
2016年德國三個州將舉行州議會選舉，這也是2017年聯邦大選年之前最重要的風向標，對此，各大政黨都在嚴陣以待。難民以及與之相關的國內安全問題必成為決定性的競選議題。從歐洲各國近一段時間的經驗來看，右翼民粹勢力往往能在這些方面借題發揮獲得大量選票。為了防止這一點，德國主流政黨勢必采取主動。收緊避難法和加強國內安全，這不僅是科隆事件帶來的后果，也是德國各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今后主要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