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志

　　1月7日，河南大學專門為“不出書、不發論文、不申報職稱”的“三不老師”常萍舉行了特別的聘任儀式，返聘其為副教授并頒發證書。此消息經該校師生網絡傳播后刷爆了河大歷屆學生的校友群和朋友圈，常萍老師也被大家尊稱為“口碑教授”。

　　常萍老師教了32年本科生，在講師的職級上待了32年，甚至不知道講師和教授的工資差距多少，多少讓常人感到不可思議。河南大學返聘，算是完滿的補償。如果講制度論規則，這個副教授給的并不“名正言順”，但公眾點贊，說明在人心的尺度上，這種安排合乎情理。

　　書教得好，學生受益，在職稱體系中就該得到更高的評價，只是這個理所當然的道理，在目前并不是那么普適。常萍老師引發刷屏，贏得人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重科研、輕教學，教育被邊緣化的狀況，也是“口碑教授”外高校的一層事實。

　　職稱評價體系向“教學相長”的方向改革，客觀上講，的確存在技術上的難題。即便工程類、自然科學門類的學科，有一套科學化的評價標準在里面，科研和學術成果容易量化，要評價教學成果還是很難，人文學科更不必談。常萍老師教的是古代文學，這種人文學科的功能在于人生觀、價值觀的塑造，教學成果并沒有明確的衡量坐標。所以這種局面加劇了職稱評審的轉向，它精準地設計出各個職級所需要的書籍和論文刊發數量，高校教師在一個像數理模型一樣的評價體系里往上攀爬，下課鈴聲也成了他們與學生的一條時空分割線。

　　現在衡量教學，往往只有就業這一單一的維度，以量化的就業率作為比對標準。除此之外，學生掌控的評價權并不多，多數高校無非是在教務處的網站，開通一個簡單的打分系統，對教師教學進行評分，但好像很少聽聞哪個高校教師的去留由此而決定。

　　教育與學術不可偏廢，說起來是常識；教得好不好，學生最有發言權，也是常識。常識的斷裂在第一環就已經發生，現在到了必須扭轉的時候。關于高校話題，我們以前講的更多的是去行政化，但實際上，去行政化可以讓職稱的評審權從政府部門下放到高校，從行政官員的手里歸還給學術委員會，但它無法一攬子地解決掉所有問題。要讓高校職稱評審更科學，在去行政化的減法同時，也得做加法，把高校學生置入評價的體系中。

　　2014年12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講師周鼎，曾在那篇廣為流傳的《自白書》里寫道，“一個相信講好一門課比寫好一篇論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這位獲評“我最喜愛的十大老師”的大學講師講出這番話時是絕望的，相比而言，常萍比他更幸運，口碑教授迎來了一場遲到的加冕儀式。但只有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較，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高校職稱評審的問題本身，以及變革的必要性和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