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7年來，由政府出臺的非比尋常的刺激計劃為世界經濟提供了支持。如今世界需要擺脫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依賴，致力於實現私營部門主導的增長。聯儲局加息猶如吹響了號角，中國市場遭受的重創凸顯全球不確定性加劇。世行前行長佐利克認為，2016年最重要的問題是，各國能否勇敢地推行關鍵結構性改革，從貨幣政策向增長政策轉變。

　　貨幣貶值引發保護主義對抗

　　佐利克表示，2016年或許可以從三個主要方面入手來促進增長。首先，美國前財長薩默斯警告，由於全球需求不足，世界存在「長期性增長停滯」的危險。在全球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政策制訂者將通過貨幣貶值，以吸引有限需求，這將引發其他國家采取保護主義的對抗措施。解決辦法是大規模政府支出，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領域，通過以極低利率借款融資。

　　系統性市場危機已懲罰經濟

　　在經濟學家羅格夫看來，全球經濟正處於債務「超級周期」的較晚階段。隨著金融過度行為所造成的負擔逐漸減輕，增長將復蘇，不過會相當緩慢。系統性市場危機，包括美國和其他地區的住房市場崩盤、歐元區債務危機，以及中國和新興市場的金融動蕩，已經懲罰了全球經濟，并判了很長的緩刑期。

　　如果羅格夫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薩默斯提出的大規模政府支出只會拖延這種債務頑疾。相反，羅格夫會著眼於減輕債務人的困境，具體做法包括將利率保持在低位或者負值，并重組債務，同時為生產性投資創造條件。他也看到了基礎設施投資的好處，不過他對浪費性政府項目感到擔心。

　　應重回提高生產率及增長潛力

　　第三個增長方案是將政策重點重新放在提高生產率和增長潛力，特別是在私營部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賓塞和前聯儲局理事沃爾什等供應學派擔心，非常規政策會扭曲私營部門對投資、利潤、稅收、估值和未來政府行為的預期。他們強調，會推動私人資本投資（從而推動薪資和利潤的增長）的需求是預期的未來需求。相比之下，旨在促進短期需求的政策實際上在未來可能會抑制企業信心；它們可能會依賴合併、收購和股票回購，而非長期巨額投資。

　　不過問題是，事實證明結構性增長改革在政治上很難實施。在民粹主義者崛起使政治領導人受到震撼的情況下，依賴政府支出或央行會更加容易。對很新興市場而言，這些改革是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之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需要射出「第三支箭」，包括引入競爭、加強公司治理以及鼓勵更多女性就業。對歐元區而言，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工作和投資激勵以及更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至關重要。對美國而言，問題是公眾能否會選出將攜手重燃私營部門活力的總統和國會。

　　如果在2016年沒有出現從貨幣政策向增長政策的轉變，那麼薩默斯和羅格夫所設想的未來成真的可能性更大：增長乏力、匯率沖突、民粹政治和分配斗爭。由於舉步維艱的經濟停滯不前，還可能不時爆發小規模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