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二流小说家大卫·戈登写了本名为《连环杀手》的通俗小说，在美国反响尚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在日本被改名为《二流小说家》大卖特卖，拿了好几个小说奖项，甚至还迅速地被拍成了电影。

前色情文学工作者戈登应邀前往日本参加电影的首映礼，享受了国王般的待遇，回到纽约逼仄的公寓后，他写下了自己在日本的奇妙经历。

    2010年，我出版了一部名叫《The Serialist》（根据内容应翻译为“连环杀手”）的小说。作为首作，这本书在美国反响还不错，意思就是，会有出版商愿意出版我的第二本书，但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我继续写作，跑步，和朋友出去玩。

但接着，小说日文版发行，很多事情变得奇怪了。我的书赢得了一个重要的日本文学奖项，这很好。接着它又得了个奖。随后它又得了第三个奖。很明显，这太不正常了：以前从没有哪个作家同时获得这三个奖。我收到日本出版方发来的许多报道，我除了认出了照片里自己的脸和大大的“No.1”字样，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我用了谷歌翻译，但得到了一堆胡言乱语。我的书在日本都不叫《连环杀手》，而是叫《二流小说家》，因为书中有个人物是通俗小说作家。这个书名，也是我的人生写照！

    最奇怪的是，我虽然是日本文化迷（电影、图书、艺术），但从未深入研究过，我的书中也没有日本元素。这就像一个少年一直迷恋一位女神，而这位女神忽然说：“我也喜欢你。”

我远远地看着这件奇妙的事发展至高潮：东映工作室把《二流小说家》改编成了电影。也就是说，一部背景设置在东京的日本电影，日本演员用日语表演，而小说原著里一个日本人也没有，故事主要发生在纽约皇后区。

他们速度很快，大概在六个月内就拍好了电影，然后邀请我参加首映礼。我的日本出版商计划在电影上映期间出版我的新书《神秘女孩》（Mystery Girl）——早于英文版出版时间一个月。可能和国际日期变更线有点关系，来自东亚的电邮都是从明天到达的，我的日本生活肯定要早于我的美国生活。我去了。

我的编辑和电视台摄制组在机场迎接我。我向你保证，我从来没得到过这样的待遇。我住的那家酒店，就像电影里詹姆斯·邦德住的那种，浴缸是遥控的，可以自动放水，按个按钮，就可将窗帘打开——六十年代的未来主义。我按照要求，穿上黑色套装，打上领带（顺便说一句，我几乎不会打领带，因为我在以前的人生中不需要戴领带），前往首映礼。剧组的所有成员，包括唱主题曲的那位女士，都向我鞠躬致谢。

    我迷迷糊糊地从媒体面前走过，闪光灯闪得我睁不开眼，电视台的摄像机一路跟着我。我辨不清方向，经常对着错误的摄像机或者虚空说话，还不小心倚在布景上。后来，我的勇敢又迷人的年轻翻译说，哪位记者如果想让大卫桑看他的摄影机，就挥挥手。我感觉自己就像生日派对上的婴儿。我看电影时，美女翻译对我耳语：“这个人就是侦探。”我感觉自己就像睡着了，梦见自己书里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怪诞的新版本。最后，灯光亮起，我站起来准备离开。翻译拍拍我的肩膀，指向观众席。观众疯狂地对我鼓掌。我深深地鞠躬几次，然后逃走了。

在一周时间里，我接受采访，见批评家和书迷，跑书店。读者赞赏我的文学观点和我对女性的深刻理解——在美国，很少有读者（或者女性）思考这一点。我到哪里都有随行人员，我签售时有两个助手，一个帮我翻书，另一个用纸巾吸墨。人们向我敬酒，为我会用筷子、在海报上签了大大的名字而鼓掌。

    然后我回到美国，继续像往常那样生活。我独自住在到处都是书的房子里，这套房子比我在东京住的酒店套间小。我的浴缸不能自动放水。我白天默默地伏案写作，晚上出去跑步或找朋友玩，我的朋友们几乎从不鼓掌。别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样很好。但我吃着墨西哥卷饼，看着武士老电影时，偶尔会想，那个受欢迎的二流小说家大卫桑在那儿怎么样了呢。那儿已经是明天了。

《二流小说家》中文版由99读书人引进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