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有光全集》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明代散文家歸有光在《項脊軒志》中的這句話自入選多種中學語文課本後，不知感動了多少人。
歸有光的散文之所以如此情辭動人，原因就在于他文風質朴，不飾浮華，寫的都是具體而真實的生活細節，因此時人稱其為“今之歐陽修”，後人更是贊其文為“明文第一”。而以國學大师陳寅恪判斷來看，歷代散文家以歐陽修第一，韓愈第二，王安石第三，而唐宋之後就是歸有光了，後面則是姚鼐和曾國藩。
不過一生勤于著述的歸有光，留下的文字和思想絕不限于文學一個方面，其在經、史等方面的貢獻至今仍沒有被充分注意。因此，華東师范大學中文系、古籍所團隊于2009年全面啟動歸有光著作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歷時七年，10卷本近400萬字的《歸有光全集》終于在2015年年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月26日，《歸有光全集》新書首發式暨出版座談會在上海圖書館舉行，來自上海、南京等地的專家學者對該書的出版給予了肯定，一致認為這將對古典文學、經學、人物研究、地方史等多個領域的研究產生推動作用。
1月26日，《歸有光全集》新書首發式暨出版座談會在上海圖書館舉行。
多種珍本、孤本首次整理面世
歸有光（1506—1571），明代散文大家。字熙甫，又字開甫，別號震川，又號項脊生， 江蘇昆山人。與王慎中、唐順之合稱“嘉靖三大家”。與茅坤等人同尊內容翔實、文字朴實的唐宋古文，是為“唐宋派”。
作為明代著名的文學家，國內尚無歸有光著作全集出版，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震川先生集》，尚無其他合集系統面世，加上有限的幾種歸有光著作選集，顯然不能滿足對于明代文學和社會的學術研究需求。因此，對其著述進行系統地搜集、整理、校勘，對于保存古典文化、傳承學術經典、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此次全集的出版整理工作由華東师范大學中文系、古籍所團隊承擔，七年艱辛，終于整理出了一部比較完善的歸氏著述全集。全集以經、史、子、集分類，包括《易經淵旨》《三吳水利錄》《兔園雜抄》等著述，其中絕大多數為首次整理面世。整理團隊盡可能將國內各地圖書館、博物館珍藏的歸氏論著孤本及善本予以搜集、考訂、整理、校勘後，全面結集。同時，還盡力搜羅存世的歸氏著述，包括現藏于安徽博物館的孤本《新刊全補通鑒標題摘要》28卷，以及藏于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處的珍貴版本。
“歸有光實際上是一個山高水深的人物，僅僅從他被人忽略的詩歌來看，他的詩歌带有極強、極深、極厚的經學、史學和子學背景。然而他在這些方面的修為和成就，完全被集部甚至被縮小到散文這麼一個領域所遮蔽。”《歸有光全集》主編之一、華東师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彭國忠介紹說。所以為了全面還原歸有光學術成就乃至整個明代文學生態原貌，整理團隊采取了凡是不能證明是偽作的都入選全集，而在前言加以考證，並誠實地說明，以供讀者和學者研究判斷。
歸有光畫像
久居地方，其文記錄基層社會面貌
歸有光幼時即展現了過人的才華，錢謙益在其所撰的《震川先生小傳》中稱其“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大家之書”，到中年而名滿天下，以至有“賈（誼）、董（仲舒）再世”的贊譽，然而卻一連八次科考不第，直到年屆花甲才在第九次科舉中得了個三甲進士，只是仍然是在地方擔任知縣。
華東师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家范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並不關心歸有光的文是第一還是第二，他認為歸有光的著述文章有極其豐富的史學價值，“我們做地區史的人，沒有不引用《震川先生文集》的，更不要說《三吳水利錄》了。”
在王家范看來，歸有光幾乎一生都在地方基層社會，其文章正是對這個社會方方面面最真實的反映。“歸震川的文集特點就是平常。他寫人寫事，接觸到的人就是家族、朋友、同事，沒什麼高官。”王家范說，歸有光文集中墓志、行狀記人材料非常多，還有很多與朋友往來的書信。“這些朋友多數屬于社會的中下層。我們搞歷史的最頭痛的就是高層的史料從來不缺，有正史，缺少的就是這些中下層讀書人、知識人的生活狀態和反映普通社會生態的材料。”王家范認為，歸有光文集正是研究普通庶民生活、基層社會、區域文化的極佳范本，甚至超越了地方志的意義，因為後者記述過于簡略，不夠有血有肉。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程章燦也認為，歸有光的作品反映的是中下層文士寫作的常態，“做文學的人，不能夠只看《寒花葬志》、《項脊軒志》這些著名篇章，應該開闊眼光。那些常態寫作，被批評的應酬之作，也許在文學上沒有達到很高的高度，但是對于了解和認識歸有光他所處的時代，他所生活的區域、那個區域的文化，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的。”
學者建議可藉此推動建立“昆山學”
這次《歸有光全集》的出版，是繼《顧炎武全集》後又一位“昆山三賢”（顧炎武、歸有光、朱柏廬）的全集，最後一位朱柏廬的全集整理出版工作也在進行中。程章燦認為，籍此良機，可以推動建立“昆山學”。
“我覺得昆山人在這個時候，應該有這樣一種自覺，就是在‘昆山三賢’的基礎上，是不是有意識地要提倡一種‘昆山學’了。我認為昆山在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豐厚的歷史積累和文獻積累上，可以提出‘昆山學’的概念了。”程章燦建議說。
從南宋宰相衛涇到清代藏書家徐乾學，昆山歷史上明賢輩出，斯文鼎盛。加上昆曲，以及良渚墓葬，在華東师范大學圖書館館長胡曉明看來，昆山確實有文化和歷史上的積累以建立“昆山學”。而僅從文學發展的流變來看，五四新文化以來按照西方文學脈絡籠括“中國古代文學”已經越來越失去效力了，文學研究已經逐漸由線性時間的研究理念，更多地走向空間和地域研究，“而在此期間，昆山正漸漸被人們認識到它文學和文化的含量，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難以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