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最早诞生于19世纪初的欧洲。战地记者在战场上根据亲身经历采写战地报道，这些新闻素材也会成为一部分战地记者创作文学作品的“第一手材料”。战争文学作品记录战争真相、关注战争中人性和战后创伤及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充满血与火的生命张力，带有浓重的战争底色。

1854年2月，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威廉·拉塞尔随皇家近卫军前往马尔他，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轻骑兵旅冲锋》成为战地通讯名篇。拉塞尔树立了战地记者的基本行为准则——真实、客观地报道所见所闻，被后人尊称为“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

在俄军历史学界，通常将尼古拉·别尔格看做俄罗斯战地记者第一人，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正在军中服役的列夫·托尔斯泰曾积极筹办战地报纸，并在1855年6月号的《现代人》上刊登了颇有影响的战地手记《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比别尔格发表在1855年7月号的《莫斯科维亚人》上的战地特写《塞瓦斯托波尔10日》早了一个月。这一系列战地通讯后来结集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被更多人认定为散文，而非新闻报道。在前线坚守一年、初登文坛的“小军官”托尔斯泰，突破了战争文学的旧框框，第一次描写了俄罗斯士兵和军官的缺点和勇敢，既写了他们的浑浑噩噩，也写了他们的责任感；既写了他们的胆小，又写了他们的无畏。这些默默无闻的士兵和军官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他写出了“战争的真相——流血、痛苦和死亡”。

拉塞尔和别尔格都是一生从事新闻报道，而托尔斯泰则就此转入文学创作，他的战争文学作品《战争与和平》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他创作的《袭击》《伐林》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等军事题材的作品，都是根据其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了俄罗斯文学中对战争描写的浪漫主义倾向，而着力于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曾在卫国战争期间上过前线，他写过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1943年开始发表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被称为当代苏联军事文学新浪潮的开篇之作；1965年，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肖洛霍夫的作品没有拔高人物的行为和涂抹理想主义色彩，而是真实地描写了主人公的家庭悲剧、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文字散发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肖洛霍夫一贯坚持艺术真实要遵循生活真实的原则，这与其曾作为战地记者亲赴前线的经历不无关联，而敢于面对现实秉笔直书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成为他尊从的艺术良知，是他在现实主义美学上的独创。

战地记者眼中的战争比地狱还地狱。诺曼底登陆战中，伦敦《每日电讯报》的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参加了战斗，与美军第八、第九航空部队一起执行了14 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登陆以及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穿越法国向德国挺进的过程。战争结束后，瑞恩用10年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小说《最长的一天》，之后又陆续出版了《最后一役》(1965)、《遥远的桥》(1974)两部作品。

与瑞恩经历相似，日本战地记者开高健在美越战争期间，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战地记者赴前线，和士兵同吃同住。围绕越南战争，他创作了“黑暗三部曲”——《发光的黑暗》《夏日的黑暗》《花落的黑暗》以及纪行《越南战记》等。在作品中，他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把自己在战场上的感受融入其中，形成了以心理描写为特色的“开高体”。

曾三次亲临前线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写下了《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等优秀作品，但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的他，却抹不掉身上的战争伤痕，赶不走噩梦般的战争记忆。不可否认，战地记者在战争中的经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作品中释放的只是一部分，经历过战争的战地记者却可能败在吞噬生命的精神战场。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美国参加二战后，以《纽约先驱论坛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了英国、北非和意大利；1966年初，他又作为纽约《新闻日报》的战地记者前往越南。在他的大部分新闻纪实性作品和小说中，着意刻画的是在巨大痛苦中没有被击垮和磨灭的人性尊严，创造了源于社会底层的“斯坦贝克式的英雄”形象。

战地记者书写了文学史上带着战争记忆的作品，既见证了一个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荣辱，也为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别样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