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钱穆先生在他创办的新亚书院担任院长时，每年仍会每学期开讲一两门课程。记得他曾开讲的课目有《论语》《孟子》《诗经》《庄子》、秦汉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中国思想史等，我在大学部修读他其中六门课。看上述课程如此广泛，相信中国自开办西方式大学以来，没有一位教授能同时开如此多不同门类的课程。
早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何佑森教授评说钱先生道：“今年八十高龄的钱穆宾四先生是一位通儒。通儒与专家不同，凡是致力于学术的人，三五年可以成为一专家，而穷毕生之力未必可以成一通儒，可见为专家容易，为通儒却难。三百年前，当时读书人都一致推许顾亭林是一代通儒，而亭林既无名位，又无权势，在权势上，他不如康熙帝的宠臣李光地，在名位上，他也不如主持一统志局的徐乾学，在这种情况下，亭林仍然不失其为一代通儒，很多人必然怀疑，这是什么缘故呢？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何教授认为钱先生的成就是当得起这个标准的。所以，钱先生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艺术和社会等各方面都是甚有其卓识，且是造诣高深的。所以他讲上述众多课程都可说是胸有成竹，得心应手。
钱先生虽然没有进过大学，但有一事可证明，钱先生确是博览群书，读通了经、史、子、集各类典籍的，就是他的长侄钱伟长先生有一次谈到钱先生读书之勤奋说：“我到苏州中学读书，学费、书杂费、生活费都由四叔（即钱穆宾四先生）负担，他在苏州（中学）任教时，朝迎启明夜伴繁星地苦读，并和我父亲共同把积攒的一点钱凑起来买了一部《四部备要》，经、史、子、集无不精读，时而吟咏，时而沉思，时而豁然开朗，我看他读书的滋味简直胜于任何美餐。跟当年一样，我仍从旁伴读。有时还听四叔讲文学，从《诗经》《楚辞》、六朝文赋讲到唐宋诗词，从元曲讲到桐城学派、明清小说，脉络清楚，人物故事有情有节，有典故，有比喻，妙语连珠，扣人心弦。就这样，我和他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记得我在清华大学时，考卷中有一道题，问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人觉得出人意料，被考住了，而我却作了圆满的回答。这是从四叔平时闲谈中获得的知识……四叔在苏州中学四年，学术上突飞猛进，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写《墨子》《王守仁》，可谓振笔疾书，一周写一本书，内容翔实，颇有点‘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状。而他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体系宏大，下笔凝重，穷数年之力，数易其稿。
功夫不负苦心人，书稿得到史学界同仁的好评，有的专家甚至称誉此书犹如读顾亭林之作。”从钱伟长先生上述这番说话，可见钱穆先生博览群书，且是痛下苦功，才可获得如此丰硕的学识，而其在中国文学方面，因此也有硕大的成就无疑。此乃因为钱先生的成就并不限于史学一项，正如何佑森教授所言，钱先生是一代通儒。
笔者把钱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于八月整理完毕，在全书出版前，先由《深圳商报》连载部分章节，引起文教界之关注，由于钱先生在《绪论》中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刊出十天左右，即获得文教界学者之热烈讨论：由《商报》记者刘悠扬小姐寄来多份该报“文化广场”版。如八月十一日，首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彼曾受邀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并开讲中国文学史多年，亦曾著述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多册，他亦看过钱先生早年刊印的两本《中国文学讲演集》，而且认为钱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确有不少独特的体会。
至于陈平原教授认为“著述与讲稿体例不同；经本人修订的记录稿，与未经本人审定的听课记录，更是有很大的差异”，这点笔者非常同意。记得早年笔者曾整理钱先生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此稿经钱先生修订后出版，其中有删改润饰，亦有增添，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可惜这本中国文学史稿，已无法请钱先生亲自修订了，实为憾事。陈教授主张“文学史应该是个性化的”，并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先生这样的“自作主张”，陈教授可说是钱先生的知音。
接着，《深圳商报》刊出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的意见，他认为：“理想的文学史本质上不存在，因为历史研究以寻求共性为目的，文学的价值却表现于他人的独特性。”
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则提出：“就像钱穆先生，他按照他的思路去写文学史，当然是好事，也无所谓重写的问题。在学术界，如果自觉有能力有体悟，我可以写文学史，他也可以写文学史。这本来是自然现象，应该是鼓励的。”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认为：“编撰文学应该强调个性化，编撰者应该有独到的文学见解、文学偏好，甚至有独特的理论话语，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特的描述……钱穆先生当年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那时候除了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个人特色，其他文学史还都比较粗糙，后来才慢慢出现了全国统编的权威教材，所以钱穆先生所说的也是事实。至于说到理想的文学史，是永远不会有的。”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由于对钱先生的文学史见解颇感兴趣，因此《商报》记者访问时他说：“一百年来，德国出了十几本中国文学史，除了中国、日本、韩国外，可能没有其他国家会有这么多中国文学史。”当《深圳商报》记者魏沛娜小姐问他“此次由钱穆弟子叶龙整理而成首次面世的钱穆《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极富个人化色彩的文学史。你对这种颇具个性化的文学史都著又有什么看法”时，顾彬教授回答是：“所有的文学史应该是个人的。作者需要他个人的标准、观点、方法。太多文学史意思分歧不太大，原因是学者没有，还是不敢有他独特的立场。我不管人家的立场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希望他的思想有一些新的值得讨论的认识和心得。”
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教授，据《商报》记者刘悠扬小姐的报道，他还是一位唐宋文学研究专家，他也看了这篇“中国文学史”记录稿，他的评述也是正面的。莫教授说：“钱先生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思想史，但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敬畏、热爱的态度，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很重视。而且前辈学人文史兼通，所以钱先生对古代文学也有很深的素养，他的这些观念，我完全同意。”
莫教授也提到：“五四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贬低，如胡适的白话主流论、1949年以后的民间文学主流论，再到阶级斗争主流论、儒法斗争主流论，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歪曲得不成体统，文学传统受到彻底颠覆。”这番意思和钱先生的意见如出一辄。当莫教授提到“黄侃先生的一学生为《文心雕龙》作一注说：《苏李何梁赠答诗》与《古诗十九首》均为西汉时所作。此说甚谬”时，莫教授批驳道：“其实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对这个问题广征博引，且加按语说‘苏李真伪，实难确断，惟存而不议，庶寡尤悔耳。’何曾说是‘均为西汉时所作’？至于记录者特为拈出来表彰的钱师近代最早的发现者，比如肯定曹操的文学成就，其实鲁迅早在1927年就作过《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的著名演讲，已称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全书的主次轻重也不够妥当，比如说到《左传》只有寥寥百言，对晁错的《论积贮疏》倒大谈特谈。不过我还没有读到整理出版的全书，只有零星的意见。”
关于莫教授这一批驳，拟在此解释几句：钱先生治学，从来不讲门户派别，对所有学者都是持尊重友好的态度。他在讲文学史时提到的“黄侃先生的一学生”也并没有指名道姓，黄侃先生的大弟子潘重规教授也在香港新亚书院担任中文系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钱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提到，他也曾以请教的态度，去拜访过黄侃先生的师尊章太炎先生。可惜当时没有问钱先生有何根据，但绝无贬低“黄侃先生一学生”是可以肯定的。钱先生的名著《国史大纲》出版，曾请多位史学教授校正疏失，以显出其治学的谦让的风度。至于谈到1927年鲁迅所讲曹操的大作《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已称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说是笔者“特为拈出来表彰的钱师近代最早的发现者”不妨解释一下，其实，我记录时并无此意。而是钱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谈到他于民国十一年秋到厦门集美学校高中部师范部执教三年级同届毕业之两班国文至于莫教授批评“全书的主次轻重也不够妥当，比如说到《左传》只有寥寥百言，对晁错的《论积贮疏》倒大谈特谈”，笔者以为这可能是钱先生惯常的做法，“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已。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编撰者应该有独到的文学见解、文学偏好，甚至有独特的理论话语，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特的描述。正如钱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般，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添，也不删减。根据我听过钱先生讲的多门课，他事先都备课，而且上课时都是根据记录的卡片来讲述的，却也不能肯定钱先生是否临时会加添几句。
至于近代著名人文学者刘再复先生对《深圳商报》记者谈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时，他说：“肯定是钱穆个性化的文学史，即体现钱先生独立不移的文化理念与审美趣味的文学史。国内以往数十年所出的文学史教科书，缺失的恰恰是个性，恰恰是个人视角、个人立场、个人审美判断力的阙如。”
刘再复先生又说：“很怕阅读国内出版的文学史教科书，因为它太多雷同，太多重复，其复制性、抄袭性、意识形态性均极明显。编写没有个性的所谓‘平稳’的教科书，算不上‘文学研究’，它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作为教材，还须要顾及‘学术价值’，不能一味追求高深的学术价值，像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否适合作为普通性教课时，钱先生自述道：“翌日，即上课，同授曹操《述志令》一文。时余方治中国文学史有所得。认为汉末建安时，乃古今文体一大变，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即散文为体亦与前大异。而曹氏父子三人，对此方面有大贡献。惟曹氏此文，不仅不见于文献，即陈寿《三国志》并不录，仅见裴松之注中。故首加选讲……余之首讲曹氏此文，正在当时文学上新旧两派争持之间。而曹操为人，而同学间亦初不知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如此一特殊地位。故两班学生骤聆余课，皆深表欣服。”按照莫砺锋教授所讲，鲁迅讲及“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时，是在公元1927年，而钱先生则是民国十一年，亦即是公元1922年所讲，乃早于鲁迅所讲五年。可见这确是钱先生治中国文学史有新得。（钱先生此文刊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于1983年出版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一百〇七页。）
至于莫教授批评“全书的主次轻重也不够妥当，比如说到《左传》只有寥寥百言，对晁错的《论积贮疏》倒大谈特谈”，笔者以为这可能是钱先生惯常的做法，“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已。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编撰者应该有独到的文学见解、文学偏好，甚至有独特的理论话语，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特的描述。正如钱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般，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添，也不删减。根据我听过钱先生讲的多门课，他事先都备课，而且上课时都是根据记录的卡片来讲述的，却也不能肯定钱先生是否临时会加添几句。
至于近代著名人文学者刘再复先生对《深圳商报》记者谈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时，他说：“肯定是钱穆个性化的文学史，即体现钱先生独立不移的文化理念与审美趣味的文学史。国内以往数十年所出的文学史教科书，缺失的恰恰是个性，恰恰是个人视角、个人立场、个人审美判断力的阙如。”刘再复先生又说：“很怕阅读国内出版的文学史教科书，因为它太多雷同，太多重复，其复制性、抄袭性、意识形态性均极明显。编写没有个性的所谓‘平稳’的教科书，算不上‘文学研究’，它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作为教材，还须要顾及‘学术价值’，不能一味追求高深的学术价值，像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否适合作为普通性教材，恐怕也未必。知道钱先生的儒家情结是一以贯之的，但也知道，多读一些钱先生的书，就多一分清醒剂，既可避免激进，也可避免轻浮，我希望叶龙先生的整理稿能引发千百万读书人的思索。”刘再复是一位直心肠的人，实话实说。据我如实的笔录，钱先生所讲并不高深，只是他个人的视角和立场，只是他个人的审美力。我们尽可以多读几种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然后就个人性之所近而决定喜好。正如有教授提出的，凡有兴趣有能力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尽可能各自写其文学史，大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晓明教授所说：“文学史叙述要有个人态度。”
综上所述，上述教授们都是主张凡有兴趣有能力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都可凭自己的个性喜好来撰写。钱先生开讲“中国文学史”这门课是在1955年，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那时候，写得比较像样的也只有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其余多是写的断代史或文学专史，如文学中的戏剧史、小说史一类，写整套的多比较粗糙，所以钱先生提出还未出现理想的文学史，实有待后人的寻求与创造。由于难于创造理想的文学史，故有待有兴趣有能力者共同来创造，各人自可发挥其各人的见解。
大家亦可从《深圳商报》所刊出的上述学者所提出的共同意见看出，要写出一本十全十美的“中国文学史”实无可能，但人人均可写出其各人不同的见解与看法。这也就是钱先生所说的，有待今后的学者们一齐共同来寻求与创造。钱先生自己在此讲稿中提出了一些大问题，值得大家来讨论，也确实提出了他个人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些看法与见解，供吾人参考。记录如有疏误，则文责当由笔者自负，祈高明不吝指正。
叶龙
于二〇一五年元旦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