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錢穆先生在他創辦的新亞書院擔任院長時，每年仍會每學期開講一兩門課程。記得他曾開講的課目有《論語》《孟子》《詩經》《莊子》、秦漢史、中國通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化史、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中國思想史等，我在大學部修讀他其中六門課。看上述課程如此廣泛，相信中國自開辦西方式大學以來，沒有一位教授能同時開如此多不同門類的課程。
早年台灣大學中文系何佑森教授評說錢先生道：“今年八十高齡的錢穆賓四先生是一位通儒。通儒與專家不同，凡是致力于學術的人，三五年可以成為一專家，而窮畢生之力未必可以成一通儒，可見為專家容易，為通儒卻難。三百年前，當時讀書人都一致推許顧亭林是一代通儒，而亭林既無名位，又無權勢，在權勢上，他不如康熙帝的寵臣李光地，在名位上，他也不如主持一統志局的徐乾學，在這種情況下，亭林仍然不失其為一代通儒，很多人必然懷疑，這是什麼緣故呢？亭林的學生潘耒次耕曾為通儒定下了一個標准。他認為：通儒必須要有匡時救世的心術，要有明體適用的學識，在著述上，要有“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的具體表現。何教授認為錢先生的成就是當得起這個標准的。所以，錢先生無論是文學、歷史、哲學、經濟、藝術和社會等各方面都是甚有其卓識，且是造詣高深的。所以他講上述眾多課程都可說是胸有成竹，得心應手。
錢先生雖然沒有進過大學，但有一事可證明，錢先生確是博覽群書，讀通了經、史、子、集各類典籍的，就是他的長侄錢偉長先生有一次談到錢先生讀書之勤奮說：“我到蘇州中學讀書，學費、書雜費、生活費都由四叔（即錢穆賓四先生）負擔，他在蘇州（中學）任教時，朝迎啟明夜伴繁星地苦讀，並和我父親共同把積攢的一點錢湊起來買了一部《四部備要》，經、史、子、集無不精讀，時而吟詠，時而沉思，時而豁然開朗，我看他讀書的滋味簡直勝于任何美餐。跟當年一樣，我仍從旁伴讀。有時還聽四叔講文學，從《詩經》《楚辭》、六朝文賦講到唐宋詩詞，從元曲講到桐城學派、明清小說，脈絡清楚，人物故事有情有節，有典故，有比喻，妙語連珠，扣人心弦。就這樣，我和他朝夕相處，耳濡目染，學到不少東西。記得我在清華大學時，考卷中有一道題，問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數，許多人覺得出人意料，被考住了，而我卻作了圓滿的回答。這是從四叔平時閑談中獲得的知識……四叔在蘇州中學四年，學術上突飛猛進，為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寫《墨子》《王守仁》，可謂振筆疾書，一周寫一本書，內容翔實，頗有點‘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之狀。而他寫《先秦諸子系年》一書，體系宏大，下筆凝重，窮數年之力，數易其稿。
功夫不負苦心人，書稿得到史學界同仁的好評，有的專家甚至稱譽此書猶如讀顧亭林之作。”從錢偉長先生上述這番說話，可見錢穆先生博覽群書，且是痛下苦功，才可獲得如此豐碩的學識，而其在中國文學方面，因此也有碩大的成就無疑。此乃因為錢先生的成就並不限于史學一項，正如何佑森教授所言，錢先生是一代通儒。
筆者把錢先生中國文學史講稿于八月整理完畢，在全書出版前，先由《深圳商報》連載部分章節，引起文教界之關注，由于錢先生在《緒論》中說：“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刊出十天左右，即獲得文教界學者之熱烈討論：由《商報》記者劉悠揚小姐寄來多份該報“文化廣場”版。如八月十一日，首由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彼曾受邀為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並開講中國文學史多年，亦曾著述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著作多冊，他亦看過錢先生早年刊印的兩本《中國文學講演集》，而且認為錢先生關于中國文學，確有不少獨特的體會。
至于陳平原教授認為“著述與講稿體例不同；經本人修訂的記錄稿，與未經本人審定的聽課記錄，更是有很大的差異”，這點筆者非常同意。記得早年筆者曾整理錢先生所講《中國歷史研究法》，此稿經錢先生修訂後出版，其中有刪改潤飾，亦有增添，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可惜這本中國文學史稿，已無法請錢先生親自修訂了，實為憾事。陳教授主張“文學史應該是個性化的”，並不欣賞思想上大一統或追求發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歡錢穆先生這樣的“自作主張”，陳教授可說是錢先生的知音。
接着，《深圳商報》刊出南京大學王彬彬教授的意見，他認為：“理想的文學史本質上不存在，因為歷史研究以尋求共性為目的，文學的價值卻表現于他人的獨特性。”
中山大學黃天驥教授則提出：“就像錢穆先生，他按照他的思路去寫文學史，當然是好事，也無所謂重寫的問題。在學術界，如果自覺有能力有體悟，我可以寫文學史，他也可以寫文學史。這本來是自然現象，應該是鼓勵的。”
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認為：“編撰文學應該強調個性化，編撰者應該有獨到的文學見解、文學偏好，甚至有獨特的理論話語，對文學史的發展有獨特的描述……錢穆先生當年講的是中國古代文學史，那時候除了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有個人特色，其他文學史還都比較粗糙，後來才慢慢出現了全國統編的權威教材，所以錢穆先生所說的也是事實。至于說到理想的文學史，是永遠不會有的。”
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由于對錢先生的文學史見解頗感興趣，因此《商報》記者訪問時他說：“一百年來，德國出了十幾本中國文學史，除了中國、日本、韓國外，可能沒有其他國家會有這麼多中國文學史。”當《深圳商報》記者魏沛娜小姐問他“此次由錢穆弟子葉龍整理而成首次面世的錢穆《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極富個人化色彩的文學史。你對這種頗具個性化的文學史都著又有什麼看法”時，顧彬教授回答是：“所有的文學史應該是個人的。作者需要他個人的標准、觀點、方法。太多文學史意思分歧不太大，原因是學者沒有，還是不敢有他獨特的立場。我不管人家的立場是對的還是錯的，我希望他的思想有一些新的值得討論的認識和心得。”
南京大學中文系莫礪鋒教授，據《商報》記者劉悠揚小姐的報道，他還是一位唐宋文學研究專家，他也看了這篇“中國文學史”記錄稿，他的評述也是正面的。莫教授說：“錢先生的主要研究興趣在中國歷史，包括中國思想史，但由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抱着敬畏、熱愛的態度，所以對中國古代文學也很重視。而且前輩學人文史兼通，所以錢先生對古代文學也有很深的素養，他的這些觀念，我完全同意。”
莫教授也提到：“五四以來，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貶低，如胡適的白話主流論、1949年以後的民間文學主流論，再到階級斗爭主流論、儒法斗爭主流論，一部中國文學史被歪曲得不成體統，文學傳統受到徹底顛覆。”這番意思和錢先生的意見如出一輒。當莫教授提到“黃侃先生的一學生為《文心雕龍》作一注說：《蘇李何梁贈答詩》與《古詩十九首》均為西漢時所作。此說甚謬”時，莫教授批駁道：“其實范文瀾在《文心雕龍注》中對這個問題廣征博引，且加按語說‘蘇李真偽，實難確斷，惟存而不議，庶寡尤悔耳。’何曾說是‘均為西漢時所作’？至于記錄者特為拈出來表彰的錢师近代最早的發現者，比如肯定曹操的文學成就，其實魯迅早在1927年就作過《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的關系》的著名演講，已稱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全書的主次輕重也不夠妥當，比如說到《左傳》只有寥寥百言，對晁錯的《論積貯疏》倒大談特談。不過我還沒有讀到整理出版的全書，只有零星的意見。”
關于莫教授這一批駁，擬在此解釋幾句：錢先生治學，從來不講門戶派別，對所有學者都是持尊重友好的態度。他在講文學史時提到的“黃侃先生的一學生”也並沒有指名道姓，黃侃先生的大弟子潘重規教授也在香港新亞書院擔任中文系主任，後任文學院院長。錢先生在其《师友雜憶》中提到，他也曾以請教的態度，去拜訪過黃侃先生的师尊章太炎先生。可惜當時沒有問錢先生有何根據，但絕無貶低“黃侃先生一學生”是可以肯定的。錢先生的名著《國史大綱》出版，曾請多位史學教授校正疏失，以顯出其治學的謙讓的風度。至于談到1927年魯迅所講曹操的大作《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的關系》已稱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說是筆者“特為拈出來表彰的錢师近代最早的發現者”不妨解釋一下，其實，我記錄時並無此意。而是錢先生在其《师友雜憶》中談到他于民國十一年秋到廈門集美學校高中部师范部執教三年級同屆畢業之兩班國文至于莫教授批評“全書的主次輕重也不夠妥當，比如說到《左傳》只有寥寥百言，對晁錯的《論積貯疏》倒大談特談”，筆者以為這可能是錢先生慣常的做法，“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已。正如陳思和教授所說：“編撰者應該有獨到的文學見解、文學偏好，甚至有獨特的理論話語，對文學史的發展有獨特的描述。正如錢先生的《中國經濟史》般，我只是如實地把錢先生所講的記錄下來，沒有加添，也不刪減。根據我聽過錢先生講的多門課，他事先都備課，而且上課時都是根據記錄的卡片來講述的，卻也不能肯定錢先生是否臨時會加添幾句。
至于近代著名人文學者劉再復先生對《深圳商報》記者談到錢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時，他說：“肯定是錢穆個性化的文學史，即體現錢先生獨立不移的文化理念與審美趣味的文學史。國內以往數十年所出的文學史教科書，缺失的恰恰是個性，恰恰是個人視角、個人立場、個人審美判斷力的闕如。”
劉再復先生又說：“很怕閱讀國內出版的文學史教科書，因為它太多雷同，太多重復，其復制性、抄襲性、意識形態性均極明顯。編寫沒有個性的所謂‘平穩’的教科書，算不上‘文學研究’，它沒有什麼學術價值；但我們又不能不承認，作為教材，還須要顧及‘學術價值’，不能一味追求高深的學術價值，像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是否適合作為普通性教課時，錢先生自述道：“翌日，即上課，同授曹操《述志令》一文。時余方治中國文學史有所得。認為漢末建安時，乃古今文體一大變，不僅五言詩在此時興起，即散文為體亦與前大異。而曹氏父子三人，對此方面有大貢獻。惟曹氏此文，不僅不見于文獻，即陳壽《三國志》並不錄，僅見裴松之注中。故首加選講……余之首講曹氏此文，正在當時文學上新舊兩派爭持之間。而曹操為人，而同學間亦初不知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如此一特殊地位。故兩班學生驟聆余課，皆深表欣服。”按照莫礪鋒教授所講，魯迅講及“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時，是在公元1927年，而錢先生則是民國十一年，亦即是公元1922年所講，乃早于魯迅所講五年。可見這確是錢先生治中國文學史有新得。（錢先生此文刊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于1983年出版之《八十憶雙親·师友雜憶合刊》一百〇七頁。）
至于莫教授批評“全書的主次輕重也不夠妥當，比如說到《左傳》只有寥寥百言，對晁錯的《論積貯疏》倒大談特談”，筆者以為這可能是錢先生慣常的做法，“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已。正如陳思和教授所說：“編撰者應該有獨到的文學見解、文學偏好，甚至有獨特的理論話語，對文學史的發展有獨特的描述。正如錢先生的《中國經濟史》般，我只是如實地把錢先生所講的記錄下來，沒有加添，也不刪減。根據我聽過錢先生講的多門課，他事先都備課，而且上課時都是根據記錄的卡片來講述的，卻也不能肯定錢先生是否臨時會加添幾句。
至于近代著名人文學者劉再復先生對《深圳商報》記者談到錢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時，他說：“肯定是錢穆個性化的文學史，即體現錢先生獨立不移的文化理念與審美趣味的文學史。國內以往數十年所出的文學史教科書，缺失的恰恰是個性，恰恰是個人視角、個人立場、個人審美判斷力的闕如。”劉再復先生又說：“很怕閱讀國內出版的文學史教科書，因為它太多雷同，太多重復，其復制性、抄襲性、意識形態性均極明顯。編寫沒有個性的所謂‘平穩’的教科書，算不上‘文學研究’，它沒有什麼學術價值；但我們又不能不承認，作為教材，還須要顧及‘學術價值’，不能一味追求高深的學術價值，像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是否適合作為普通性教材，恐怕也未必。知道錢先生的儒家情結是一以貫之的，但也知道，多讀一些錢先生的書，就多一分清醒劑，既可避免激進，也可避免輕浮，我希望葉龍先生的整理稿能引發千百萬讀書人的思索。”劉再復是一位直心腸的人，實話實說。據我如實的筆錄，錢先生所講並不高深，只是他個人的視角和立場，只是他個人的審美力。我們盡可以多讀幾種國人寫的中國文學史，然後就個人性之所近而決定喜好。正如有教授提出的，凡有興趣有能力寫中國文學史的學者，盡可能各自寫其文學史，大可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曉明教授所說：“文學史敘述要有個人態度。”
綜上所述，上述教授們都是主張凡有興趣有能力寫中國文學史的學者都可憑自己的個性喜好來撰寫。錢先生開講“中國文學史”這門課是在1955年，正如陳思和教授所說，那時候，寫得比較像樣的也只有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其余多是寫的斷代史或文學專史，如文學中的戲劇史、小說史一類，寫整套的多比較粗糙，所以錢先生提出還未出現理想的文學史，實有待後人的尋求與創造。由于難于創造理想的文學史，故有待有興趣有能力者共同來創造，各人自可發揮其各人的見解。
大家亦可從《深圳商報》所刊出的上述學者所提出的共同意見看出，要寫出一本十全十美的“中國文學史”實無可能，但人人均可寫出其各人不同的見解與看法。這也就是錢先生所說的，有待今後的學者們一齊共同來尋求與創造。錢先生自己在此講稿中提出了一些大問題，值得大家來討論，也確實提出了他個人對中國文學史的一些看法與見解，供吾人參考。記錄如有疏誤，則文責當由筆者自負，祈高明不吝指正。
葉龍
于二〇一五年元旦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