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氈》

作者：西西

版本：廣西师范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西西，原名張彥，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出版有詩集、散文、長短篇小說等近三十種。長篇小說《我城》被《亞洲周刊》評入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

編者按：《他們在島嶼寫作2》不久前在香港上映，在第二輯的七位作家的紀錄片中，引起最大爭議的就是西西。或許當導演陳果坦言自己拍攝前並沒有讀過西西的作品時，就已經為之後的一串爭議埋下伏筆，但西西的那部片子卻也被很多人認為是七部中最好看的。單是看着因患乳癌接受放療而右手失能的西西，是如何使用筷子利用杠杆原理擰毛巾的畫面，就很令人動容。就像許迪鏘所言：“陳果不大讀西西的作品，讀了也不大懂，所以他拍出西西的‘人’，拍不出西西的‘文學’。但把人拍出來，不也同樣重要嗎？”陳果拍出了西西的人，而西西的重要作品《飛氈》在時隔二十年後，總算有了簡體字版，今天我們來聊的，該是她的作品了。

　　1 二十年後，肥土鎮搭《飛氈》來到大陸

西西有兩本寫香港的奇書：1999年《我城》被《亞洲周刊》評入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百強；2005年《飛氈》榮獲世界華文文學獎。我認為前者更率性自然，後者更磅礴完整。《飛氈》自1996年在洪范書局出版後，終于在2016年有了簡字體版，相隔整整二十年。

這二十年的等待也是有好處的，經歷城市化的讀者才能領略城市傳奇的內涵。《飛氈》寫了巨龍國肥土鎮的百年流轉，漁港小鎮殖民西化，多國文明和平融匯，金融經濟騰飛，移民涌入……肥土鎮就像巨龍國大門口前的一塊蹭鞋氈，商旅、行客從外方來，上巨龍國去，就在這氈墊上踩踏。飛氈沉隱多年，終于再次飛翔起來時，漸漸成了幻影……這是場恢宏的敘事，絕無僅有的香港故事，有淒迷，有詭譎，也有慘烈，但故事歸結于聽故事的人，講故事的人只管沉默了。有人說西西的文學缺乏批判性，缺乏現實性，但反過來說，我們的文學世界里最缺的不恰恰是對善的反復刻畫嗎？至于惡形惡狀，太多創作者甘之如飴；反倒是善的形態，讓人惘然。

在《他們在島嶼寫作2·我城》的紀錄片中，西西說自己不懂鄉村，不懂天堂或地獄，只能寫城市。肥土鎮是她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續寫的故事集合體，恰如編織飛氈，經經緯緯呈現立體結構，鋪陳的圖案聯綴紛紛，在中國國畫散點透視式的筆法下，各自精彩。原本，這些故事連載于報紙，後來出版時又有過不同程度的刪減，個別篇章還獨立收入在散文、短篇小說集中。換言之，藏着飛氈的肥土鎮就是西西寫香港的虛構平台，她仿佛能以高度俯瞰的視角，參透一座都會的時空脈絡，以毛細血管般、布滿老店的街巷為筋骨締造城市格局，並在其中找到良善的靈魂，以此塑造城市的人物。

香港文學世界里有兩個奇女子，一是黃碧云，犀利揪心，其文字是被城市的毒蝕刻過的；再有就是西西，世間滄海桑田在她筆下變作虛構的傳奇，人物也幾乎沒有陰險狡詐，大都是像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正義良民：各司其職，骨子里都和她本人一樣是極善的。

相比于中國其他城市，香港的城市化既超前又獨特，雖然中國城市化進程速度驚人、范圍遼闊，也不乏描寫小格局、小人物的精品佳作，但堪稱城市文學的榜樣依然空缺。

　　2 既有《一千零一夜》的綺麗，也有《百年孤獨》的蒼涼

西西寫城市，是從底層寫起的。因為那些人才是構建城市的根基。在《我城》中，年輕的移民（難民）後代成為電話局的工人，在簡單而新穎的工作中有無窮樂趣；在《飛氈》中更是出現豐富多樣的手工藝人：開荷蘭水鋪的花家有留洋歸來的學者養蜂、尋找珍稀植物，花家對門就是老夫妻的古法涼茶鋪；開家具店的葉家精通硬木工藝，並在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城市生活中找到新鮮的技法。隨着這兩個大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人物開枝散葉，各有各的本領，交織成這座傳奇城市的興旺。手工藝者勤勞維護的城，就是有機的理想國。在這個理想中，哪怕建築陡增，人舍如豬籠，花家、葉家還是能從泥土、植物、花朵中汲取養分，在家族情感中穩定精神，用財富留住蜃樓。這豈不是一場離奇美妙的自然論城市志？

這些民藝家、消防員、養蜂人……都成了傳說的締造者，加上夢游的少女、被俘到飛氈島上的高知人士、幽冥出沒的老宅……故事的容量被想象力擴大了。因而，西西的城市故事仿佛可以永遠講下去，有人讀到了童真，有人讀到了魔幻，有人讀到了百科歷史，有人讀到了女性敘事新文本的典范：每一篇與每一篇骨肉相連，又灑脫獨立自成，好似女性擅長的編織工藝。

童真，是西西用來包裹博學和想象的外衣，因為她的博學不是用來掉書袋的高姿態，而是好奇、珍惜萬物的童心。西西的天真、良善盡然灌注于想象力，她愛惜物我，所以沒有當下人類的狂或丑，文字也故此細膩溫暖。看她的文字會不由微笑，譬如她自問自答：衣服愛不愛曬太陽？或是把家具當朋友：最受寵愛的是雙疊床、書櫃和樟木箱。尤其在《我城》中可見這種擬人化的極致，喻體無限轉向，人與物平起平坐，敘述力無邊無際。

在《飛氈》中，作為主角的飛氈從開篇起就得到充分描述，紋樣，線頭，織法，流蘇……西西的飛氈既有《一千零一夜》的綺麗，也有《百年孤獨》的蒼涼，那不盡然是土耳其作家筆下細細密密的工藝，而竟可追憶到漢唐文人典故。小說中如此，現實中也如此。1989年西西因癌病入院，手術後遺症致右手失靈，需要物理治療。21世紀伊始，她改用左手寫作，手制毛熊作為右手的物理治療。曾經下筆有神的右手，現在一針一線縫，把卷毛、布料和滿腹經綸縫成毛熊。讓一只熊無中生有。第一只毛熊命名為“黃飛熊”；又縫了水滸熊：楊志臉上有字，燕青耳邊有花；又縫了莊子、嵇康、阮咸、司馬遷、陶淵明、曹雪芹……她要用憨憨傻傻的布熊演一出中國文化史的童話。手工藝者的純真初心之下，布料毛線纖維里織着西西特有的博文志，《縫熊志》一書同時涉獵了中西服裝史、外國民俗、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中國神話故事、戲曲、哲學、人物、名畫、地理……舉重若輕。仔細一想，她自己豈不也像《飛氈》中的人物？

　　3 任何一座偉大城市的塑成，都是人與物的共生

西西寫城市，是從小人物的小事件寫起的。以小見大。但見或不見？這個文本意義大半取決于讀者的經歷與素養。香港已不再是《我城》中的那個城了，《飛氈》中的肥土鎮從來都不是真實的香港，對于後殖民時代的身份認同、歷史變革時期的經濟民生等棘手的問題，西西看似三言兩語带過、似有若無地暗示、偏正，但它們始終都存在于人物的生活背景中，花葉兩家的起起落落、突厥父子的分分合合都有悲劇的底子，但西西的性格、文學的志趣賦予這個故事悲而不憤的氛圍，不怒不爭，更恰當地表現出肥土鎮上的人們善于適應、充滿樂觀、豁達而堅強的生命態度。寫城市的作家，並不需要過多描寫人與天地、人與自然的關系，但也常常會淪陷在人與人、人與體制、人與金錢等對抗性的關系中，西西的做法卻是跳脫出來，讓人與物共生共滅、共存共新，讓人與人在相親相愛、互帮互助中度過動蕩、甚至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