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死与生的问题就一直是中外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谜题。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主张对死亡采取存而不论、回避搁置的策略，执着于现世的生活；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则提出“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主张勇敢地面对死亡，积极生活；至于某些宗教，则干脆构筑一个死后虚幻的天国，以期消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并由此获得精神慰藉。以这三种对待死亡的方式来说，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大概更钟情于向死而生的观念，但这“勇敢地面对死亡”却须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在生物学层面上真正了解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以及生与死的关系，否则一切有关生死的讨论都是空中楼阁。毕竟作为万物的灵长，人类仍然隶属于生物的世界，生与死首先是生命现象。

那么我们应该通过哪种途径去了解呢？

现实世界里，医生当然是最接近死与生的人群，对此理应比其他人有更高深的见解，但我们显然不可能都通过成为医生这样的方式来了解死亡与生存，那么是否有退而求其次的途径呢？比如有这样一位医生，他有着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高瞻远瞩的视野，细腻悲悯的情怀……同时又具有高超的叙事、说理能力，由这样一个人写一本介绍死与生的书，是不是会让我们通过一条捷径了解死与生呢？

幸运的是，这样的医生这样的书，居然早就存在了。这个医生叫舍温·努兰，他写就的两本书是《死亡的脸》和《生命的脸》，前者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入围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后者虽未获得同等的荣誉，但在内容和体例上，其实是前者必要的补充，与其一脉相承，所以我更愿意将这两本书视为不可割裂的同一部作品，并在此一并向读者诸君推荐。

《死亡的脸》讲了不同疾病导致的相同结局——死亡，举凡癌症、心梗、谋杀、意外……原来无论哪一条通往死亡这个终点的路径都不算逍遥，当下的每一种死亡，都有一个确切的致死因素，无病不死人，所谓寿终正寝，所谓要死得体面，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传说。

《生命的脸》则用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抢救为开篇，次第展开人体这一完美精妙的小宇宙，是如何在各种惊涛骇浪的动态中调整平衡的，原来当年觉得无比枯燥的基础医学理论，也可以用那样感性美妙的文字描述出来，写得如此婉约动人。

就我个人的学习及从业经历而言，从成人综合医院到儿童医院，我也见识过不少类型的死亡，老人、孩子、男人、女人，病房、手术台……但也仍然被作者所描绘的死亡历程所吸引；我也曾经历过奋力抢救成功后的狂喜，也曾经历过九曲回环的煎熬，但还是会被作者的过五关斩六将所震撼。医者的义无反顾热血豪情，病人于绝望处升腾起强烈的求生欲望，人类在对抗死亡明知必败时所展现的顽强不屈的意志，细胞组织器官及系统为避免死亡而进行的积极调整、苦苦挣扎，凡此种种，融汇成一幕幕璀璨的生命焰火。

但赞叹如此佳作之余，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作为SCI文章产出大国、拥有几百万医务工作者的中国，却无人能写出这样直指人心的作品呢？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但中美医者所面临的迥然不同的大环境则一定是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当我们遭遇复杂凶险的病情，中国医生当然也想全力以赴拼命救治，可我们同时还要提防着患方反咬一口的风险，还要想着催款以免延误治疗，“2号床家属再去交一万吧，押金不够，微机护士摆不出药了”，试想一下，一次成功的抢救，中间夹杂着无数纠结，这样的故事，能好看么？谁不想行云流水，谁不想云淡风轻？但中国医生想要心无旁骛地一心赴救，也许只有一个情形可以满足条件，那就是各种重大灾难的现场，比如当年的SARS与5·12地震……

前几天我们医院的一次成功救治，就具备很多感人的因素，一个两个月大的女婴，在当地积极治疗1个月之后，来到我们医院时，已处于濒死状态，多器官功能衰竭，血红蛋白只有2.5g，还不到正常患儿的四分之一……初步抢救之后，我们向家属交代病情之凶险，此时的家长无论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已是强弩之末，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决定放弃。于是，孩子的各种生命支持系统都将关闭，在拔除最后的气管插管之前，家长决定送孩子一程，见这孩子最后一面。可就在家长走到孩子床头的一刹那，这个孩子却忽然睁开了双眼，看了爸爸妈妈一眼，仿佛在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道别！就这一眼，父母立刻崩溃了，救！我们不放弃了，全力救！

我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去会诊时，ICU同事们对该患儿的抢救已出现转机，肾衰已获改善，尿袋里已有清亮的尿液。我在其右侧胸腔又完成了闭式引流的操作，几百毫升胸水汩汩而出，其右侧被压迫的肺也将重新膨胀起来。几天后，我再去会诊拔管时，已经不能自己完成操作了，因为重获活力的小生命已经可以手蹬脚踹地反抗，必须由一个护士帮我摁住她……我们和家长这一回让死神却步了。但故事似乎只能讲到这里，家长当时为何会想要放弃，这次救治成功之后又会给其家庭带来何种影响，都没法继续深入去想了，中国的医生和病人，都懂。

《死亡的脸》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讲阿尔茨海默症的那一章，在所有的死亡路径中，这是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死法，因为这事实上是一种双重死亡，早在肉体归于寂灭之前，灵魂已然扭曲变形，给至亲家人带来难以名状的无尽痛苦，当然，这种死法唯一的好处就是，当你死去，家人已不会悲伤，甚至也许在心里会长舒一口气：你终于死了……作者希望人们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死亡，但有谁会选择这种双重死亡？译者在后记中说：“戴上努兰的眼镜，让死亡变得清晰。聪明如你，打算戴上这副眼镜了么？”

《生命的脸》中提及的一个病例，甚至让我7岁的女儿憨憨亦听得如醉如痴，后果就是憨憨被吓得不肯睡觉，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拽个小板凳挨着我坐下主动学外语。这个病例被高明的作者渲染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懂专业的看门道，不懂专业的看热闹，我在此且不剧透。当然书中不总是这些严肃深沉的内容，作者也偶尔流露出一丝孩童般的顽皮，比如在《生命的脸》“爱的行为”一章中，关于处女膜，作者提到一本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性交后，处女膜仍有可能完好无缺，因此这层薄膜的存在并不能代表童贞。”为什么这厚达1 400多页的枯燥教科书中会有这么不甚协调的一句呢？他和同学们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曾上过女人的当”，这真是让人忍俊不禁。既然提到了处女膜及性交，各位自然能猜到这一章主要都讲了什么，我相信拿起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自是不再需要在努兰这里再接受一次性教育，但一个才华横溢天马行空的医生会如何描述这一已经被描述过千百回的奇妙过程呢？

在医学人文写作领域，努兰显然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这两本书又是他诸多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很值得国内的同道们学习和借鉴，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作品就完美无缺，由于作者张扬的想象力与热情，在对有些生理病理的解释方面稍嫌感性有余而严谨不足。比如作者多次强调病人的求生意志和心理状态对凶险疾病预后的积极影响，其实，造化神奇，进化至今的人体，早已形成了一套不受主观控制的防御与修复机制，即使是一个主观想求死的人，如果他割开自己的血管，也一样会引发凝血机制的级联反应，如果积极施救，也一样可以让他求死而不能。在这方面，另一本同样著名的科普书《众病之王：癌症传》就处理得好得多，其作者悉达多·穆克吉在谈到癌症治疗的精神心理所起的作用时，认为倘若指责一个癌症病人康复不佳乃是因为其心态不够积极，是不妥的，这样的责备是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很多心态积极的患者也难逃致命的癌症，很多情绪消极的病人也存活至今，也即过于强调精神状态对凶险疾病的预后影响是非常危险的……努兰的这两部作品首次出版的时间分别是1994年及1997年，可至今精神状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凶险疾病的预后也没多少确切的证据，至多只能算一个特别符合人们心理预期的假说。因为，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喜欢失去掌控的感觉，哪怕面对必死无疑的凶险结局，也绝少真的有人可以坦然面对，放弃无谓的挣扎与反抗，总是觉得做点儿什么（比如祈祷）或许有用呢，但死与生，你究竟能掌控到何种程度呢？

何以死？何以生？面对这个古老的哲学谜题，当你读完这两本书时，也许你已经可以给出新时代的解释了，那个答案将是属于你自己的生命哲学。不过，我们无论如何探寻，也难以窥尽死亡的全貌，绝知此事要躬行，当且仅当我们自己亲自死一次的时候，我才会真正懂得什么叫作死亡。

2014年3月3日，努兰在家中逝世，他生前曾为之撰写专栏的《纽约时报》用了这样一个标题：Sherwin B. Nuland, Author of How We Die, Is Dead at 83. （舍温·努兰，写《死亡的脸》的那个人，死了，享年83岁。）努兰在其书中写道“大部分的人并非以他们选择的方式离世”，作者最后一次向世人诠释死亡艺术的方式是自己的死亡，这是他希望的离世方式么？“如果传统的有尊严的死亡概念必须被修正，甚至抛弃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我们冀求的离世的最后回忆之中，哪些希望该被留下？我们在死亡中企求的尊严，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求。死亡的艺术，就是生的艺术。活着时的诚实与仁慈，乃是我们如何死亡的真正方法。”写过如此绝妙文字的努兰死了，但因这两本书带给世人的启迪，其灵魂终将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