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死與生的問題就一直是中外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謎題。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主張對死亡采取存而不論、回避擱置的策略，執着于現世的生活；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則提出“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主張勇敢地面對死亡，積極生活；至于某些宗教，則干脆構築一個死後虛幻的天國，以期消解人們對死亡的恐懼，並由此獲得精神慰藉。以這三種對待死亡的方式來說，作為現代人的我們大概更鐘情于向死而生的觀念，但這“勇敢地面對死亡”卻須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即在生物學層面上真正了解什麼是生、什麼是死，以及生與死的關系，否則一切有關生死的討論都是空中樓閣。畢竟作為萬物的靈長，人類仍然隸屬于生物的世界，生與死首先是生命現象。

那麼我們應該通過哪種途徑去了解呢？

現實世界里，醫生當然是最接近死與生的人群，對此理應比其他人有更高深的見解，但我們顯然不可能都通過成為醫生這樣的方式來了解死亡與生存，那麼是否有退而求其次的途徑呢？比如有這樣一位醫生，他有着淵博的知識，豐富的臨床經驗，高瞻遠矚的視野，細膩悲憫的情懷……同時又具有高超的敘事、說理能力，由這樣一個人寫一本介紹死與生的書，是不是會讓我們通過一條捷徑了解死與生呢？

幸運的是，這樣的醫生這樣的書，居然早就存在了。這個醫生叫舍溫·努蘭，他寫就的兩本書是《死亡的臉》和《生命的臉》，前者曾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並入圍美國新聞界的一項最高榮譽——普利策獎，後者雖未獲得同等的榮譽，但在內容和體例上，其實是前者必要的補充，與其一脈相承，所以我更願意將這兩本書視為不可割裂的同一部作品，並在此一並向讀者諸君推薦。

《死亡的臉》講了不同疾病導致的相同結局——死亡，舉凡癌症、心梗、謀殺、意外……原來無論哪一條通往死亡這個終點的路徑都不算逍遙，當下的每一種死亡，都有一個確切的致死因素，無病不死人，所謂壽終正寢，所謂要死得體面，不過是一個古老的傳說。

《生命的臉》則用一場驚心動魄的成功搶救為開篇，次第展開人體這一完美精妙的小宇宙，是如何在各種驚濤駭浪的動態中調整平衡的，原來當年覺得無比枯燥的基礎醫學理論，也可以用那樣感性美妙的文字描述出來，寫得如此婉約動人。

就我個人的學習及從業經歷而言，從成人綜合醫院到兒童醫院，我也見識過不少類型的死亡，老人、孩子、男人、女人，病房、手術台……但也仍然被作者所描繪的死亡歷程所吸引；我也曾經歷過奮力搶救成功後的狂喜，也曾經歷過九曲回環的煎熬，但還是會被作者的過五關斬六將所震撼。醫者的義無反顧熱血豪情，病人于絕望處升騰起強烈的求生欲望，人類在對抗死亡明知必敗時所展現的頑強不屈的意志，細胞組織器官及系統為避免死亡而進行的積極調整、苦苦掙紮，凡此種種，融匯成一幕幕璀璨的生命焰火。

但贊歎如此佳作之余，我不禁要問，為什麼作為SCI文章產出大國、擁有幾百萬醫務工作者的中國，卻無人能寫出這樣直指人心的作品呢？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但中美醫者所面臨的迥然不同的大環境則一定是其中一個非常主要的因素，當我們遭遇復雜凶險的病情，中國醫生當然也想全力以赴拼命救治，可我們同時還要提防着患方反咬一口的風險，還要想着催款以免延誤治療，“2號床家屬再去交一萬吧，押金不夠，微機護士擺不出藥了”，試想一下，一次成功的搶救，中間夾雜着無數糾結，這樣的故事，能好看麼？誰不想行云流水，誰不想云淡風輕？但中國醫生想要心無旁騖地一心赴救，也許只有一個情形可以滿足條件，那就是各種重大災難的現場，比如當年的SARS與5·12地震……

前幾天我們醫院的一次成功救治，就具備很多感人的因素，一個兩個月大的女嬰，在當地積極治療1個月之後，來到我們醫院時，已處于瀕死狀態，多器官功能衰竭，血紅蛋白只有2.5g，還不到正常患兒的四分之一……初步搶救之後，我們向家屬交代病情之凶險，此時的家長無論經濟上還是精神上都已是強弩之末，經過短暫的猶豫之後，決定放棄。于是，孩子的各種生命支持系統都將關閉，在拔除最後的氣管插管之前，家長決定送孩子一程，見這孩子最後一面。可就在家長走到孩子床頭的一刹那，這個孩子卻忽然睜開了雙眼，看了爸爸媽媽一眼，仿佛在向這個世界做最後的道別！就這一眼，父母立刻崩潰了，救！我們不放棄了，全力救！

我以外科醫生的身份去會診時，ICU同事們對該患兒的搶救已出現轉機，腎衰已獲改善，尿袋里已有清亮的尿液。我在其右側胸腔又完成了閉式引流的操作，幾百毫升胸水汩汩而出，其右側被壓迫的肺也將重新膨脹起來。幾天後，我再去會診拔管時，已經不能自己完成操作了，因為重獲活力的小生命已經可以手蹬腳踹地反抗，必須由一個護士帮我摁住她……我們和家長這一回讓死神卻步了。但故事似乎只能講到這里，家長當時為何會想要放棄，這次救治成功之後又會給其家庭带來何種影響，都沒法繼續深入去想了，中國的醫生和病人，都懂。

《死亡的臉》中，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講阿爾茨海默症的那一章，在所有的死亡路徑中，這是最讓我感到恐懼的死法，因為這事實上是一種雙重死亡，早在肉體歸于寂滅之前，靈魂已然扭曲變形，給至親家人带來難以名狀的無盡痛苦，當然，這種死法唯一的好處就是，當你死去，家人已不會悲傷，甚至也許在心里會長舒一口氣：你終于死了……作者希望人們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死亡，但有誰會選擇這種雙重死亡？譯者在後記中說：“戴上努蘭的眼鏡，讓死亡變得清晰。聰明如你，打算戴上這副眼鏡了麼？”

《生命的臉》中提及的一個病例，甚至讓我7歲的女兒憨憨亦聽得如醉如癡，後果就是憨憨被吓得不肯睡覺，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拽個小板凳挨着我坐下主動學外語。這個病例被高明的作者渲染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懂專業的看門道，不懂專業的看熱鬧，我在此且不劇透。當然書中不總是這些嚴肅深沉的內容，作者也偶爾流露出一絲孩童般的頑皮，比如在《生命的臉》“愛的行為”一章中，關于處女膜，作者提到一本教科書上是這樣寫的：“性交後，處女膜仍有可能完好無缺，因此這層薄膜的存在並不能代表童貞。”為什麼這厚達1 400多頁的枯燥教科書中會有這麼不甚協調的一句呢？他和同學們討論後得出的結論是“寫下這句話的人一定曾上過女人的當”，這真是讓人忍俊不禁。既然提到了處女膜及性交，各位自然能猜到這一章主要都講了什麼，我相信拿起這本書的讀者朋友們自是不再需要在努蘭這里再接受一次性教育，但一個才華橫溢天馬行空的醫生會如何描述這一已經被描述過千百回的奇妙過程呢？

在醫學人文寫作領域，努蘭顯然是一個標杆式的人物，這兩本書又是他諸多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很值得國內的同道們學習和借鑒，但這並不等于說他的作品就完美無缺，由于作者張揚的想象力與熱情，在對有些生理病理的解釋方面稍嫌感性有余而嚴謹不足。比如作者多次強調病人的求生意志和心理狀態對凶險疾病預後的積極影響，其實，造化神奇，進化至今的人體，早已形成了一套不受主觀控制的防禦與修復機制，即使是一個主觀想求死的人，如果他割開自己的血管，也一樣會引發凝血機制的級聯反應，如果積極施救，也一樣可以讓他求死而不能。在這方面，另一本同樣著名的科普書《眾病之王：癌症傳》就處理得好得多，其作者悉達多·穆克吉在談到癌症治療的精神心理所起的作用時，認為倘若指責一個癌症病人康復不佳乃是因為其心態不夠積極，是不妥的，這樣的責備是中世紀的思維方式，事實上很多心態積極的患者也難逃致命的癌症，很多情緒消極的病人也存活至今，也即過于強調精神狀態對凶險疾病的預後影響是非常危險的……努蘭的這兩部作品首次出版的時間分別是1994年及1997年，可至今精神狀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凶險疾病的預後也沒多少確切的證據，至多只能算一個特別符合人們心理預期的假說。因為，人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喜歡失去掌控的感覺，哪怕面對必死無疑的凶險結局，也絕少真的有人可以坦然面對，放棄無謂的掙紮與反抗，總是覺得做點兒什麼（比如祈禱）或許有用呢，但死與生，你究竟能掌控到何種程度呢？

何以死？何以生？面對這個古老的哲學謎題，當你讀完這兩本書時，也許你已經可以給出新時代的解釋了，那個答案將是屬于你自己的生命哲學。不過，我們無論如何探尋，也難以窺盡死亡的全貌，絕知此事要躬行，當且僅當我們自己親自死一次的時候，我才會真正懂得什麼叫作死亡。

2014年3月3日，努蘭在家中逝世，他生前曾為之撰寫專欄的《紐約時報》用了這樣一個標題：Sherwin B. Nuland, Author of How We Die, Is Dead at 83. （舍溫·努蘭，寫《死亡的臉》的那個人，死了，享年83歲。）努蘭在其書中寫道“大部分的人並非以他們選擇的方式離世”，作者最後一次向世人詮釋死亡藝術的方式是自己的死亡，這是他希望的離世方式麼？“如果傳統的有尊嚴的死亡概念必須被修正，甚至拋棄的話，那麼我們對于我們冀求的離世的最後回憶之中，哪些希望該被留下？我們在死亡中企求的尊嚴，必須在我們的生活中去求。死亡的藝術，就是生的藝術。活着時的誠實與仁慈，乃是我們如何死亡的真正方法。”寫過如此絕妙文字的努蘭死了，但因這兩本書带給世人的啟迪，其靈魂終將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