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rtész Imre （1929·11·9-2016·3·31）

Kertész Imre （1929·11·9-2016·3·31）

●1975年《命運無常》（長篇小說）

●1977年《尋蹤者》（中篇小說）《慘敗》（長篇小說）

●1990年《為了未誕生孩子的祈禱》（長篇小說）

●1991年《英國旗》（中篇小說）

●1992年《船夫日記》（1961-1991日記）

●1993年《大屠殺是一種文化》（文集）《筆錄》（中篇小說）

●1997年《另一個人》（1991-1995日記）

●1998年《行刑隊子彈上膛一刻的死寂》（文集）

●2001年《被放逐的語言》（文集）《命運無常》（電影文學劇本）

●2002年《清算》（長篇小說）

●2006年《K檔案》（自我對話錄）

●2007年《世界公民與朝聖者》（短篇小說）

●2008年《歐洲的沉郁遺產》（文集）

●2009年《表述的歷險》（文集）

●2010年《哈爾迪曼書信》（書信集）

●2011年《另存》（2001-2003日記）

●2014年《最後的酒館》（2001-2009日記）

匈牙利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凱爾泰斯·伊姆萊前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去世，享年86歲。

2002年10月，諾貝爾文學獎宣布時，幾乎全世界人都在相互詢問：誰是凱爾泰斯？據說，在獲諾獎之前，他的九部書在匈牙利總共印數只有幾千，是德國出版界把他推向世界的。而在凱爾泰斯獲諾獎十余年後，他已經成為奧斯維辛靈魂的代言人，他自己也說，“無論我思考什麼，我都會思考奧斯維辛。”

凱爾泰斯的許多作品已經被譯介到中國。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命運無常》、《船夫日記》都與奧斯維辛記憶有關。余澤民先生常被稱為中國的匈牙利聲音，匈牙利文學的許多代表作都由他翻譯，如今在中國可見的凱爾泰斯主要代表作，如《命運無常》、《船夫日記》等，都由余澤民操刀翻譯。

噩耗傳來後，余澤民無法抑制自己的恍惚。在他回憶這位文學前輩的文字里，是恍若隔世的鮮活記憶。對于余澤民來說，凱爾泰斯離世後，他失去了一位文學親人。

早晨醒來就聽到了噩耗：2016年3月31日凌晨四時，凱爾泰斯在布達佩斯的家中去世！我怔了很久，說不出的難受。因為，凱爾泰斯于我，不是簡單的作者與譯者的關系，是他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從精神上支持我走下去，走進一個又一個高貴者的內心世界，是他和他的作品讓我相信並實實在在地體驗到——精神生存也是真實的生存。

此刻，老人冷卻了的肉身還與我躺在同一座城市，我在佩斯，他在布達，地理的距離只一河之隔；但是他寬厚、智睿的魂靈已在黎明前遠去，離開了這個即使充滿了墮落、但仍讓他值得為了愛活着的地方……天亮之後，我與他之間隔的已不僅是多瑙河，而是生死界。

“就叫我伊姆萊！”

盡管我知道這位86歲的老人已病重很久，早在十年前他就因帕金森病很少再握筆了，幾年前就已經坐了輪椅。2007年匈牙利政府在中國舉辦匈牙利文化季時曾經邀他訪華，我特意趕到柏林看望他，答應會全程陪同他，甚至說好為他在北京找最好的醫生……但後來他還是因為脊柱的問題無法承受那麼長途的飛行。不過，當時他跟我就講好，如果我翻譯他的訪談錄《K檔案》（實際上那是一部作者自問自答的對話錄，他和“另一個人”的對話），他會給中文版寫序的。瑪格達女士告訴我，她丈夫很高興我翻譯了《船夫日記》，因為那是老人自己最看重的一部，《K檔案》則是他的文學自傳，回憶了他寫《命運無常》的背景和心路歷程。去年，“理想國”重新推出我十年前翻譯的《船夫日記》和《另一個人》，我跟李恒嘉編輯約好，下一本我們就做《K檔案》，但是死神不等人，如今成了遺憾事。

我從書架上那些有老人簽字的那幾本書……忽然在沉悶、昏暗的寂靜中，我清楚地聽到十年前第一次與他通電話時老人那句堅決地糾正：“就叫我伊姆萊！”

原因是，我在電話里稱他“凱爾泰斯先生”，但那次直到掛上電話，我都沒有再叫過他。畢竟，匈牙利人平時只在同輩之間、哥們兒之間才這樣直呼其名。

後來，我們約好在柏林見面，那次是我第一次去柏林，早上迷了路，叫作家夫婦在凱賓斯基酒店樓下的咖啡館里干等了我一個小時。跑進大堂時，我滿頭大汗，握着他粗厚的大手羞愧、抱歉得說不出話來，嘴里剛吐出一個K字母，就立即咽了回去，想起電話里的那句糾正，但畢竟我與老人的年齡如此懸殊，所以我在叫出“伊姆萊”後忍不住又加了一個“大叔”，叫長輩“大叔”，這是匈牙利人的日常習慣，鄰里之間，鄉親之間。

“就叫我伊姆萊！”

跟上次一樣，他又堅決地糾正了我，不過這次我看到了表情，看到老人臉上慈祥的笑。瑪格達看出我的緊張，于是跟我解釋說，“伊姆萊不喜歡別人叫他大叔，你就隨他吧。”從那之後，我就放心地叫老人“伊姆萊”，寫信也如此。

“我是奧斯維辛靈魂的代言人”

2002年10月，諾貝爾文學獎宣布。據說，他在獲諾獎之前，他的九部書在匈牙利總共印數只有幾千，是德國出版界把他推向世界的。有一個真實的笑話，匈牙利讀者聽到凱爾泰斯獲獎的消息，立即跑到書店里搶購，結果另一位與他同姓的作家凱爾泰斯·阿考什的作品也被搶購一空，竟沒注意到那個凱爾泰斯不是這個凱爾泰斯。順便提一句，匈牙利人跟中國人一樣，姓在先，名在後，“凱爾泰斯”這個家姓在匈語里是“園藝师”的意思，是一個地道的匈族人的姓。凱爾泰斯是猶太裔，他的祖先肯定不姓這個，一定是他的哪輩祖先為了讓自己“匈牙利化”而改成的，並且據凱爾泰斯回憶，他生在一個已經不信猶太教、不說希伯來語了的猶太家庭，但是，幾代人的這些努力並沒能讓後代逃避被迫害的厄運。凱爾泰斯雖然從集中營里幸存，但他的父親並沒能活着回來。

十四歲那年，他被抓入了集中營，幾經輾轉，最後關在著名的奧斯維辛。正是那一年的恐怖經歷，使他成了奧斯維辛的代言人。凱爾泰斯說過，他不是不會寫“一位紅唇的性感女郎在手包里放着口紅和手槍”那類的嘩眾取寵、故弄玄虛的流行小說，當年靠翻譯糊口的時候，他也翻譯過不少類似《孩子島》的暢銷書，但是他不想寫那種書，不想討大眾口味的好，只寫奧斯維辛。早在1973年，他就在日記中寫道：“我聽到有人說我寫這個話題已不合時宜……然而近來，我再次震驚地意識到，其實任何東西都引不起我真正的興趣，唯有‘奧斯維辛神話’：只要我想構思一部新的小說，總會想到奧斯維辛。無論我在思考什麼，總要思考奧斯維辛。即便我所講的（從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實際上講的還是奧斯維辛。我是奧斯維辛靈魂的代言人。”

凱爾泰斯成功了，當他得知自己獲獎的時候，他哈哈大笑：“我的苦難獲得了報償。”當有記者問他，他打算拿那筆獎金做什麼？他說：“放心，我會好好花掉它。不過，我不會用它買房，我這個人不適合當房主。”2007年我去柏林看他時，他仍住在一家小旅館的客房里，由于房間太小，無法待客，所以他成了咖啡館里的常客，跑堂成了他的義務秘書。

“伊姆萊，我跟你同居過兩年”

他獲獎那年，我還在布達佩斯的一家華文周報當編輯，並負責翻譯匈牙利新聞。我翻譯了這則新聞，排到了版里，但並不清楚他的獲獎對我自己人生的重要意味。當時我雖然已默默地寫作，雖然已搬着字典翻譯了許多作家的幾十篇小說，但只是為了自學語言和深度閱讀，翻完了就存在電腦里，沒給任何人看過。遠在北京的母親偶然從一張報紙上看到一個消息，說多家出版社競爭凱爾泰斯作品的版權，但是未找到合適的譯者。于是，母親憑着對兒子盲目的信任，也沒跟我商量，就翻着電話簿挨家給出版社打電話，說“我兒子能翻譯！”但是人家不信，因為在我的簡歷里既沒文學背景，也沒匈牙利語背景。

戲劇性的是，我弟弟偉民是一位鼓手，早在1994年香港紅磡那最瘋狂的一夜，他就給唱《鐘鼓樓》的何勇打鼓。一次飯桌上，偉民偶然跟何勇提起此事，何勇順嘴說他認識作家出版社的朱燕編輯……沒有想到，在搖滾歌星的牽線下，朱燕和郭漢睿聯系上了我。她們請我推薦了四部作品，並說如果我能帮助找到版代，就能把翻譯工作交給我。巧上加巧，我工作的報社辦公室的房東不是別人，恰是凱爾泰斯作品匈文版出版社社長莫爾察尼先生的丈母娘！就這樣，我不費吹灰之力，就聯系上了德國版代。接下來的近兩年，我幾乎沒有脫衣睡過覺，困了就趴在鍵盤上打個盹，連洗澡都不舍得時間。翻譯《命運無常》、《英國旗》、《另一個人》和《船夫日記》，只用了一年半時間。現在回想，我當時瘋了，但也正是因為瘋了，才整個身心地投了進去。

有一次在電話里我跟他講，“伊姆萊，我跟你同居過兩年……”他在電話的另一端呵呵笑了，說：“謝謝，真心地謝謝你。”

對我來說，翻譯凱爾泰斯的作品是一個發現的過程，是一個揣着魔匣、嘗試表述自我存在的心靈冒險，在這近乎自虐的過程中，我感到一種經過疲憊、費解、沉重和那種窒息後的喘息和理解後的興奮。在自己並不能算短的漂泊中，在自己異邦生存的體驗中，從未感到竟會與另一顆同在這個世上漂泊的“另一個人”的心靈如此貼近。

我的文學生涯便是從翻譯他的作品開始的，翻譯，寫作，讀書，並當仁不讓地成了匈牙利文學在中國的代言人。每當有匈牙利感謝我為他們的文學所做的一切時，我都習慣說，應該感謝凱爾泰斯。因為他，全世界的讀者將目光投向了匈牙利，世界文學的重心也朝中東歐轉移。

我永遠忘不了在柏林街頭的那次道別，我竟伏在他肩頭流了淚，就因為他拍拍我的肩膀說：“知道嗎，所有翻譯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親人。”那淚水是幸福的。

現在，盯着窗外大亮的日光我再次流淚，因為失去了一位親人。

伊姆萊，我的文學親人。□余澤民

2016年3月31日，布達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