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仁·德拉克罗瓦为纪念法国大革命所绘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法国大革命已经成为一个记忆之场。

在诺兰导演的影片《记忆碎片》中，男主角脑部受创后，患上了“短期记忆丧失症”，只能记住十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他只好靠文身、纸条、照片等碎片来保存记忆，让生活继续下去。

如果套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概念，那些文身、纸条、照片对于失忆的男主人公而言，就是他的“记忆之场”，是他的过去留在当下的痕迹，也是他寻唤过去、建立身份认同的媒介。当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诺拉感兴趣的并非个体记忆，而是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在历史的语境中，保存记忆的“场所”，就变成了博物馆、教科书、档案、国歌，甚至不那么具象的——一个纪念日、一分钟默哀的仪式等，它们是历史的残留，是记忆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对象，都具有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当历史已经远去，记忆的环境不复存在，与过去发生勾连的情感就只存在于“场所”之中。

流动的记忆

如何抵达历史的真实？

如何抵达历史的真实？诺拉在《记忆之场》的导言中有这样一句隐喻：“历史在加速消失”。

历史事件在离开了它所发生的现场后，重新被人们用文字、声音、图像等媒介呈现出来，而经过再现的事件与历史真实永远有一定距离。它随着时空的不断改变，在每一个“当下”的象征意义与其在历史现场中的内涵越来越远，人的记忆也在不同时空中不断地被重塑与修正，意义被不断叠加或删减，内涵也就愈发空洞。

记忆被筛选、被形塑，而形塑本身又构成了记忆的场所的一部分，所以，记忆的场所也是流动的。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法兰西乃至欧洲的民族-国家，而今天全法国人心目中的国庆日7月14日，作为一个“记忆之场”，却经历了从保守派、共和派、极左翼等各个政治派别的记忆争夺战——它到底是“叛国的狂暴之日”、“人民战胜王权的日子”还是“资产阶级的节日”？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不同派系各抒己见的场所。《记忆之场》在国内出版的主编、新史学学者孙江借用罗兰·巴特的一个概念来形容事件在再现过程中意义的空洞与变形——这仿佛是“没有中心的帝国”。

当年纳粹在柏林的烧书集会上烧毁了无数他们判定的邪恶之书，但战败纳粹政权颠覆后，历史证明了，纳粹党的元首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才是不折不扣的邪恶之书。切·格瓦拉作为一个记忆的场所，被一些地区奉为英雄，又在另一些地方被制止为独裁的暴君。在表现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尼对华人大屠杀的纪录片《杀戮演绎》中，因曾经给人民带来悲剧性灾难的政权未被颠覆，当年的利益集团依旧掌握着权力，在那些尚在世的杀人者记忆中，“大屠杀”仍然是具有合法性的，大量纪念碑也无所顾忌地美化着当年的罪行。放眼中国的近代史，历史的断裂和存续在中国的现代性探寻之路上，更让记忆所藏匿的场所看起来耐人寻味。“五四运动”的遗产在知识界被不同立场的群体以大相径庭的方式所挪用；出现在教科书上的鲁迅究竟离历史现场中的鲁迅有多远；改革开放后，当年禁忌的记忆浮出历史的地表，“伤痕文学”走进了大众阅读的视野。

记忆的场所自身不断地流动，并自我言说着，它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被重构的历史。

记忆与书写

国家通过历史来表达自我

“国家通过历史来表达自我”，诺拉写道，“在一个拥有绵长历史和深厚传统的国家，历史背负着指导和教化民族意识的责任。”所以在很长时间以来，对于一个依靠历史来传承文化的国家，历史的建构一直都围绕着民族，民族被摆放在历史的圣殿之中。而民族认同总是需要转向过去来获取合法性——通过对历史的书写。

这种自上而下的、有秩序、分层级的历史书写，形成了官方形塑历史的特定框架，指向一种“单一解释原则”。它“从已确定的当下眼光来确定观察过去的视角”，限制了人们想象过去的方式和能力。国内新史学研究者杨念群也有类似的表述，“自清末以来，教科书式的历史书写以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为标志，来勾勒近代历史的框架——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49到当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在未受过标准教育的人的脑海里，却无法建立起以标志性的重要事件为脉络的历史进程。不同的历史记忆可能会塑造不同人群对历史真实的看法。在无事件的脉络中，如何看待历史的真实？官方的历史记忆与平凡的个体记忆之间的落差成为值得研究的话题。”

什么需要被记住，而什么需要被遗忘；什么是可以谈论的，又需要对什么保持缄默，并非全然由个人决定。“历史带有征服和根除色彩的强大推力”，记忆便根据不同目的被挑选、被整合、被挪用。

到了这个时代，民族认同又经历了一轮消费主义的整合和“景观社会”式的洗礼。过去那种对“祖国崇高的爱意与甘愿为它牺牲”的民族情感，悄无声息地转变成了愉悦的、主动参与的“对祖国独特性迷恋”的民族情感——国家所代表的体育队所创造出纪录所带来的狂热与崇拜；祖国的遗迹、风光、节庆、美食所带来的尊严与荣誉。我们从一种民族模式过渡到了另一种：意志主义教育到消费主义教育的转化。

诺拉创造出“记忆之场”的概念，本意是探讨“神圣民族”的框架外，如何书写历史，法国人的认同又从何来？他拆解了构成民族认同的象征之物——法国大革命、《马赛曲》、环法自行车赛，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为它们注入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以此来反抗同质化的、统一的、线性的历史叙事，从而解构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以“碎片化的”象征体为媒介，无意间构筑了一部“整体的”法国史，一个抽象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记忆之场》出版的第二年，“记忆之场”这一由诺拉创造出的概念即被收入《罗贝尔法语大词典》，成为与民族集体记忆对话交流的中心词语。

这不禁让人想到法国19世纪史学家厄内斯特·勒南关于民族主义的那句令人唏嘘的论述：“任何历史研究上的进步，最终都服务于民族主义”。

记忆的义务

抵达日常经验的历史

无论如何，《记忆之场》在法国的出版都带来了历史学认识论上的颠覆。“作为民族象征物的历史遗产不再完整地被认可，无论它多么令人崇敬，它不再被认为是唯一的传承。”

围绕民族建构的历史，总在强调历史学家的民族责任，不断对民族进行单一性、统一性的重构。虽然历史学家总在宣称自己在批判性地揭露过去的神化，然而，历史学的书写传统却“旨在建构一个全面、确切、比前人更具有解释意义的记忆。”基于西方实证主义的传统，历史学家一直以来都是用经过验证的过去来阐释当下，从而重新建立历史连贯的脉络。所以，诺拉呼吁“寻求身份的时代”的终结，“历史学需要进入认识论阶段”。这也开启了历史学确认自身在“当下”位置的命题。

“一切皆有历史，一切皆有权如此。”就像《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对微不足道之物的思考：“蒙布瓦希耶公园中的鸟鸣，或是带有木屑草气味的微风，显然没有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重大事件影响大，但它们却启示了夏多布里昂，使他在《墓外回忆录》中写下价值要大无数倍的篇章。”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也同样成为了历史的回音，让人以超越民族国家叙事的框架，来寻唤记忆。

诺拉呼唤个体进行回忆的责任，把私人化的记忆作为一种义务——“记忆的义务，是不能忘却的义务”，只有当统一叙述的历史不再侵占个体的记忆，我们才有可能置身于一个“均匀曝光的世界”中，抵达日常经验的历史。“复数的法兰西”指向的不只是文化的多样性，更是“决定论”的多样性，“每一个个体都以自己的方式代表着完整的法兰西”。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诸多革命与战争之中，更书写了一部与“过去”不断告别的历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文革”、改革开放……在历史的断裂与存续之中，我们拥有那么多沉睡的、逐渐沦为平庸的“记忆之场”，等待被唤醒、被激活。如何把历史从记忆的圣殿中驱赶出来，在今天的中国是个十分紧迫的命题。

B02-B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