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的潮水還沒退卻，已經有人開始裸泳。

 　　泛亞、e租保、大大之后，e租寶之后，顯然還會有更多“寶寶”“財富”陷入風險，涉案金額也從幾億到上百億。從媒體報道來看，從快鹿系平臺收存資金風險，到北京天恒泰財富涉嫌非法吸存，再到上海中晉資產被立案調查，中國互聯網金融在剛剛過去的春天爆出更多麻煩。即使陸金所之類業界領頭公司，也放慢了IPO步伐。

 

　　去年是小甜甜，今年是牛夫人，說的不是過氣網紅，而是當下互聯網金融亂象，新一輪整治正在開始，也注定未來各類跑路以及調查新聞還會繼續。根據銀率網統計，截至2016年3月底，中國全國正常運營平臺共2572家，連續四個月負增長，2016年3月全國新成立P2P平臺僅4家，環比上月減少66.7%。截止5月下旬，累計新增問題平臺已達137家，其中跑路/失聯17家/82家。

 

　　昔日作為創新典范的互聯網金融，為何如今有淪為騙子集中營的嫌疑？和中國多數行業一樣，互聯網金融也不幸走上了“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治亂循環；其發展路徑也遵循資本邏輯，走上了最便利套現的一條路。在互聯網金融方興未艾時候，部分業界人士將其視為放松監管的不二途徑，為互聯網金融站臺喊話更是屢見不鮮，當時如果對于互聯網金融提出質疑，近乎走在金融創新對面。放眼當下，即使最為領先的互聯網金融公司，多數在某種程度上也只是銀行信托的變體，昔日創立之初改革金融系統解放金融抑制等華麗許諾不過爾爾。

 

　　對于監管機構而言，對已有金融機構分類監管已經相當完善，當互聯網金融出現之際，更多以觀望態度觀察，這一態勢其實提供了互聯網金融行業集體爆發的時間窗口，成為不少人借機掘金的機會，無論是合法途徑還是灰色途徑，監管空白也成就了業內業外闖入者公認的黃金機會。

 

　　從更大的圖景來看，不少互聯網金融產品的野蠻生長，本身源自企業與居民被壓抑的需求。在金融抑制之下，從企業端看，由于不少信貸資源被投放給回報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導致不少民營企業存在未能被滿足的融資需求；從居民端看，現實之中的資產價格暴漲使得民眾對于投資回報有了更高期待，這導致銀行存款利息甚至銀行理財產品難以滿足居民投資需求，于是各類回報率高于10%的信托產品甚至回報率更高的P2P產品成為近些年的熱門之選。

 

　　企業與居民兩端，雙方以往未能被充分滿足的金融需求一拍即可，各類互聯網金融產品應運而生，甚至部分互聯網金融本身就是作為其股東企業的融資平臺之一，隱性肩負著為集團融資解困的目的。存在即合理，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勃興繁茂，源自社會自身的需求，然而不可否認，不少產品的本質并非產品創新，而只不過是監管規避，以各種非金融身份享受金融業務之便而已。在資本推波助瀾之下，互聯網金融公司規模不斷壯大，門市從熱門商圈開到居民小區，從郵件營銷到電話營銷再到各類名人站臺，其活躍程度甚至超過銀行。

 

　　以創新之名，我們已經看到太多騙局，然而防騙的第一要訣就是，過分美好就不太可能是真的。為什么在中國許諾越高人氣越旺，其背后揭示了什么潛規則？經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席勒在新著《釣愚》一書中就發現，即使在自由市場之下，也每每存在各種欺騙行為，如果一門欺騙生意甲騙子不做，乙騙子也會上，所以真實世界存在所謂的“欺騙均衡”。

 

　　具體到中國互聯網金融騙局，則更具有傻子不夠用的特點。一種說法即是目前各類騙局已經有地方特點，比如上海主要騙老頭老太，在北京主要是騙線上吊絲，不一而足。互聯網金融亂象，實際上也陷入一個中國式“釣愚困境”，聰明的傻子比比皆是。除了自詡精明的各類互聯網金融薅羊毛族，有的投資者專注于高回報而忽視風險，甚至在平臺公司丑聞爆發后，還希望媒體不要報道，以便拿回投資全身退出。

 

　　高得離奇的投資回報率吸引了對風險估計過低的投資人，多數人都以為自己不是最后接盤者，能夠在信用崩塌之前及時撤出，甚至在風險爆發之后也寄托于政府出面解決——即使是民企創辦的互聯網金融企業，在不少投資者眼中其實也隱性擔負了政府信用。無論所謂互聯網金融創業者，還是這些機構的投資方，其實對于這一點也都心照不宣。

 

　　投資者的中國式邏輯看起來難以理解，卻明顯不缺乏民間智慧。現實的狀況就是當產品購買者人數過多時，處于金融維穩考慮，地方政府有時候真的不得不出手相助。在這一過程之中，事發之前，現存監管條款顯然滯后；事發之后，如果政府信用介入，則無疑助長了道德風險。

 

　　重新審視各類跑路新聞，其中可見監管與市場的雙重失敗。合法經營互聯網金融自然應該與各類騙局切割，但中間仍舊存在太多灰色地帶，尤其過去的監管真空之中，如何監管互聯網金融，其實關系到如何理解當前金融系統的剛性兌付。

 

　　金融就是金融，互聯網金融的本質仍舊是金融，互聯網只是其形式拓展，也正因此，風險管理始終應該放在首位，即使換上更為高大上的Fintech(金融科技)之類詞語也無法掩蓋其本質。在國外，IT行業顛覆金融業這天不僅沒有到來，相反伴隨著各類問題行業自律與監管風聲開始收緊，互聯網金融先驅Lending Club首席執行官近期去職也正是因此。

 

　　對于中國而言，“雙創”夢想點燃了互聯網金融的無數造富愿景，不可否認，移動支付等金融創新確實在改變人們的生活，但另有不少公司實際行走在灰色地帶，以金融創新之名行監管規避之實。我曾經說過，2013年被稱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元年，2014是各類互聯網金融遍地開花的一年，2015年則隨著央行發布《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標志新一輪跑馬圈地時代的來臨，如今看來，2016注定是互聯網金融的行業整治之年。金融業的外部性意味著，金融行業本身具備一定公共性，值得謹慎對待。

 

　　以各類跑路新聞為鑒，目前正在熱議的一行三會金融改革，其方向是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結合，那么后者尤其應該重視消費者金融監管。與此同時，除了上對下的監管，媒體與行業協會等平行監督，更應該得到鼓勵。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