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契訶夫，《金薔薇》的作者K.巴烏斯托夫斯基說得好：“我們俄羅斯語言豐富多彩的詞匯，看來已不足以表達我們對契訶夫的摯愛。因為可以用在他身上的詞，幾乎已被用完”。

　　契訶夫的文學創作，曾作為精神養分哺育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很多作家都受過契訶夫的影響，如沈從文、巴金，當代的王蒙、馮驥才等。在中國，和契訶夫綁在一起的名字，是翻譯家汝龍。

　　這位“個體單干戶”翻譯家，用四十年的時間，畢其一人之力，自學英語和俄語，翻譯了契訶夫的全集。人們通過汝龍，認識了契訶夫的智慧與幽默;契訶夫通過汝龍，在中國讀者心中紮了根。

　　著名翻譯家李文俊，從中學時代起就想搞文學翻譯，那時候“念得最多的就是汝龍先生的譯文了。平明出版社那時一本本出汝先生譯的契訶夫小說集，我幾乎是出一本買一本。”而馮驥才曾提過一件汝龍翻譯契訶夫小說的故事：“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訶夫的作品，因與翻譯契訶夫作品的專家汝龍談不攏，便繞過汝龍，邀請了一些俄文專家，試譯契訶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譯這篇小說，為了看誰譯得好。結果沒有一人能夠把契訶夫的味道譯出來，最終還得去找汝龍。好像唱《失空斬》，只有馬連良才是孔明的味兒”。

　　在中國文學翻譯界，汝龍翻譯的契訶夫，最為傳神地表達了原著的精髓。如同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亞，傅雷之于巴爾紮克，草嬰之于托爾斯泰，汝龍對契訶夫的執着，使其成為契訶夫在中國名副其實的代言人。正如巴金所說：“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訶夫身上，他使更多讀者愛上了契訶夫。”

　　汝龍一生，翻譯了1200多萬字作品，是國內文學譯作最多的翻譯家之一。從上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到1973年為止，他完成了六百萬字的契訶夫文集翻譯，佔契訶夫全集的十分之九。然而，翻譯了一輩子契訶夫，汝龍卻從來沒有為所譯的契訶夫選集撰寫過任何一篇前言或是譯者的話，以作為導讀或譯後感，這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俄文老編輯、汝龍生前好友張福生眼中，實在是一件怪事。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因《契訶夫小說選》需要在人文社再版重印，張福生與汝龍結識。他數次和汝龍打電話，希望他給這套書寫一篇前言。因深知汝龍行文極度審慎，所以“對別人，我的要求是三千字或者八千字的規格(前言)，但對汝龍，不給他要求，不給他特殊待遇。我對他說，你把思路打開，任性地寫吧。”

　　結果汝龍寫了一年，也沒交稿。在他去世後，張福生和汝龍的夫人文穎說，汝龍沒給他寫前言太遺憾了。文穎卻說，“小張，你可不要冤枉了汝龍。我親眼看見他給你寫過好幾次(前言)，寫完就扔，有一次我還在廢紙簍里看見了草稿。他寫了撕，撕了寫，一直沒有定稿罷了。”

　　張福生一直在想，究竟為何這位契訶夫翻譯專家連一篇前言都寫不出?“我想，對一個作家認識越膚淺，就越容易寫，認識越深刻，就越寫不出來吧。汝龍對契訶夫的研究太深刻，無論怎麼寫，他都不會滿意。他對契訶夫的熱愛已經成魔了。”

　　今年，汝龍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此刻，文化界依然在熱烈表達對契訶夫的喜愛。《可愛的契訶夫：契訶夫書信賞讀》、《同時代人憶契訶夫》、《契訶夫小說全集》、《契訶夫戲劇全集》……各類紀念契訶夫的文集爭相出版，而我們對汝龍，這位一生甘願藏在契訶夫身後的翻譯家，還記得多少呢?

　　本期書評，我們带你走進翻譯家汝龍的世界，感受他對契訶夫的“不瘋魔不成活”。　　

 

　　汝龍，1916年生于蘇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翻譯契訶夫的小說，直至去世。　　

 

　　契訶夫(1860-1904)，俄國短篇小說巨匠，與法國的莫泊桑和美國的歐·亨利並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其小說堅持現實主義傳統，關注俄國人的日常生活，語言緊湊精煉又深植幽默感，留給讀者以獨立思考的余地。

　　中國人對契訶夫並不陌生，他是“俄國頂級短篇小說巨匠”，是精于悲喜交融的“戲劇藝術大师”。他的戲劇風格影響着曹禺和夏衍等一批中國戲劇作家，而他在沙皇統治時期仍保有的幽默中見悲憫的語言風格則與汪曾祺遙相呼應。

　　但很少有人知道汝龍，一個把一生都獻給了契訶夫，卻謙卑地沒有寫出一篇譯著前言的老譯匠。如果說作家和譯者之間名氣的落差是造化弄人，那麼兩人文字中各自灌注的悲憫與謙遜，性情之中相呼應的那種不為時代所脅迫，對所愛之事業的全然交付，則將兩人的人生志業深刻地扣合。

　　勇于交付，心無所怨。面對愛與理想，選擇、堅持並捍衛，這恰是現代人所缺乏的品質。汝龍做的是，依靠自己，立定在命運的中心，把理想的光亮引向自己。

　　回溯

　　我們還記得汝龍嗎?

　　當走進西便門小區東里一幢年代久遠的高層樓，盡管之前已有心理准備，但見到汝龍的家時，我還是吃了一驚。水泥地，白面牆，幾乎沒有一件新式家具，即使在今日北京平民家里也不多見。“家里原來是石灰牆，白漆是這幾年刷的”，汝龍的小女兒汝宜京淡淡地說。

　　中國文學界似乎有點冷落了他。

　　汝龍在翻譯界沒有“帮派”，沒有哪家出版社的老班底，沒有莫斯科大學或者列寧大學的求學經歷，他的翻譯原來都是從英文轉譯俄國文學，後來才自學的俄文。

　　上世紀50年代，在辭去大學副教授、系主任職務之後，汝龍成為翻譯“單干戶”。幾十年如一日的深居簡出，除了睡覺就是翻譯，沒有周末，很少娛樂，一生只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翻譯家協會理事兩個社會頭銜。

　　由于沒有正式的單位編制，汝龍沒有公費醫療，多年罹患肺心病的他，長期靠自己的稿費支付醫療費用。直至病重，其子女曾向中國作協“求助”改善住院條件，作協在開了一份向醫院證明汝龍為社會知名人士，可以住高干病房的介紹信後，便不再問津。

　　1991年7月13日，汝龍在一家民辦的康復小醫院里悄然離世，沒有追悼會，沒有遺體告別，也沒有發訃告，甚至沒有留骨灰。去世不久，《文藝報》在一版左下角發了一條消息，報道汝龍去世及他生前要將自己的全部稿費積蓄捐贈國家的遺願。

　　身前寂寞，死後蒼涼。今年，汝龍誕辰百年。汝宜京回憶父親時說，“家里除了文學界很少的幾個朋友來，幾乎不結識其他人。爸爸的眼里只有翻譯，只有契訶夫，沒有別的。”

　　尋覓

　　“你就譯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的小說吧”

　　拋開翻譯家的身份不提，汝龍就是一個普通的老頭兒。在他兒子汝企和的同學、文學編輯牛耕眼中，“汝龍伯父身上看不到一絲名人的氣派。他住在北京一所非常普通的民宅里，穿着一般老年人最喜歡穿的中式對襟衣服，言談舉止，十分平和。 ”

　　曾在上世紀50年代與汝龍因“政治學習”而有一面之交的翻譯家李文俊，覺得汝龍是個和傅雷完全不一樣的翻譯家，傅雷號“怒庵”或“怒安”，曾因見解不同而從某學院拂袖而去，但汝龍呢，“大腦袋，眼睛微笑着眯成了一條縫，但是里面的眼珠很亮……他還和我們一起參加義務勞動，是在釣魚台賓館或人民大會堂工地上扛木料、清除渣土。”

　　兒子汝企和說父親是性情中人，嬉笑怒罵掛在臉上，高興起來哈哈大笑，看電視到感人處，又淚流滿面。對汝龍外貌描述最生動的人，是巴金先生，他說汝龍“一張大大的圓臉，一連串朗朗的笑聲，坦率、真誠，他對人講話，仿佛把心也給了別人似的”(《巴金譯文全集》第一卷代跋)。

　　巴金，是汝龍走上翻譯道路的良师益友。在相遇巴金之前，汝龍還在經歷年輕時的荒唐與苦悶。1916年，汝龍生于蘇州，名元達，號及人。父親對其嚴加管教，期望他日後成為工程师。汝龍卻喜歡文學和京戲，有段時間富連成戲班每天下午在廣和樓演出，他曠課去聽，結果被學校開除學籍。

　　他感到對不起父母，覺得自己是個罪人。彼時，他開始閱讀新文學雜志，深受魯迅、巴金等作家的雜文和小說影響，這些作品使他覺悟到人活着不能只顧吃喝玩樂，而應該“為人類獻身”。于是他以讀者身份給巴金寫信，訴說自己想從事文學工作的願望。巴金回信說，專靠寫作是沒法維持生計的，建議他要慎重考慮生活問題。從此巴金成了他的摯友和導师。

　　汝龍高中畢業，正值七七事變，北京淪陷。因不願當亡國奴，汝龍攜新婚妻子文穎逃亡南方，開始流徙生活，直至抗戰勝利。八年流亡，汝龍教學並自修了英語，白天上課，晚上搞翻譯，養成熬夜習慣。為了不犯困，他時常站着趴在箱子上翻譯，終因勞累過度患上肺結核。那些年他的譯稿多達一兩百萬字，他把譯稿寄給巴金看，巴金對譯作要求嚴格，當時從未提及出版事宜。

　　抗戰勝利後，汝龍一心想干翻譯，夫婦輾轉回到北平。汝龍為找原版圖書來翻譯，就托一個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友人從學校圖書館借書，譯完一本再譯下一本。後來，他又每天到協和醫院圖書館閱覽室里進行翻譯。這一年，汝龍從英文轉譯的高爾基《阿托莫諾夫一家》(現譯為《阿爾達莫諾夫一家的事業》)，通過巴金的介紹，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那時“國統區”早已物價飛漲，他第一本譯著的稿酬僅夠買幾個燒餅。

　　新中國成立後，汝龍譯書陸續出版，境況好轉。1952年，他經老友介紹，任江蘇無錫的中國文學院、蘇南文化教育學院、蘇州東吳大學的中文系副教授。後一年，為專心翻譯而辭去教職，跟隨巴金去上海，任平明出版社編輯主任。白天看稿，夜晚翻譯。因譯書都能出版，故干勁十足。他亦鼓勵妻子文穎投身翻譯，在其帮助下，文穎也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少年》等幾本譯著。

　　彼時，汝龍想翻譯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征求巴金意見。巴金說，“你既然願一生干翻譯工作，就該譯較難的古典文學, 系統地介紹一位作家的作品，這樣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風格。你就譯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的小說吧。”

　　魯迅曾對英法作家和俄國作家有過比較，認為與其看雨果的書，不如看契訶夫，因為“它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而英國女作家伍爾夫非常推崇契訶夫，她在《俄國觀點》中提到，“靈魂是俄國小說的主要角色，契訶夫是人類關系最敏銳、最精湛的分析师。”

　　汝龍接受巴老建議，借來契訶夫作品讀之，深覺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高于莫泊桑，遂決定翻譯契訶夫。此後至逝世，他都執著地把譯介契訶夫當做此生志業。

　　動蕩

　　“不要為了幾本契訶夫就拼命”

　　1953年後兩三年間，汝龍陸續譯出了《契訶夫小說選集》(共27冊)，在平明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藝出版社陸續出版。而後戈寶權從蘇聯買回新出版的契訶夫十二卷集送給他，鼓勵他譯出契訶夫全集。為了使譯文更貼近原著，掌握契訶夫的風格，他在四十歲時又自學俄文，將以前英文轉譯的小說，根據俄文重譯了一遍，廢稿近百萬字。

　　譯出契訶夫全集，成為此時汝龍唯一的心願。1953年後，他辭去平明出版社工作，回到北京專心搞翻譯。1961年，汝龍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所的編外人員，不拿工資，僅靠稿費為生。

　　岳父為汝龍夫婦倆在北京西單達智營胡同買了一個小四合院。巴金來北京看望他們，看見汝龍為安裝衛生設備之類的事情忙前忙後，就提醒汝龍“過好勝利關”，汝龍如夢初醒，自此不再關心生活之事，夜以繼日為翻譯埋頭苦干。

　　由于常年熬夜伏案，汝龍煙不離手，一天三盒，嚴重損壞了健康，他還得了痔瘡，犯病時血把褲子都染紅了，他在椅子上放個墊子，繼續工作。

　　1966年，“文革”十年浩劫開始，汝龍受到沉重打擊。人文社貼出了批判他的大字報，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他們家所有值錢物品連同稿費全部“主動”交予了紅衛兵。一心以為翻譯工作是“為人類獻身”的他，卻被冠上了“封資修”的罪名。汝龍的精神狀態跌至最低谷。

　　所幸此種境況並未持久，各種渠道傳來的“小道消息”讓汝龍逐漸認識到，文革是荒謬的，而他從事的翻譯事業價值巨大。

　　時間不容再虛度，汝龍重整精神，繼續翻譯契訶夫的全集。屋外正“革命轟轟烈烈”，屋內的汝龍完全沉浸在翻譯世界，堅信自己翻譯的契訶夫作品總有一天會出版。“文革”十年，汝龍完成了契訶夫全部作品共計六百萬字的翻譯，並開始校閱已譯完的契訶夫文集，對不滿意之處又進行重譯。

　　巴金深知汝龍“拼命三郎”的秉性，在得知其已完成契訶夫全集的翻譯工作後，反而憂心忡忡。1978年8月21日，巴金致信奉勸汝龍：“要爭取多活，不要為了幾本契訶夫就拼命。”

　　汝龍曾對孩子說，“不管現在能不能出版，我要把《契訶夫全集》搞出來，將來對國家會有用的。我死了，你們把稿子交給國家圖書館。”1980年，在巴金的相助下，汝龍譯《契訶夫文集》第一卷在上海譯文出版社付梓，到1995年，十六卷《契訶夫文集》全部出齊。　　

 

　　汝龍翻譯工作照。

　　

 

　　汝龍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小房間。　　

 

　　汝龍生前最後翻譯的《罪與罰》。

　　“文革”之後，汝龍平反昭雪，但全家祖孫三代仍擠在那兩間半平房里。巴金看望他們，見汝龍妻子文穎在縫紉機上干翻譯，半天說不出話。1982年3月23日，巴金給汝龍寫信：“你的房子問題看來一時無法解決。但我還是要講，有機會就講，我說過我要為三個人的房子奮斗，第一個是沈從文的;第二個是你的;第三是麗尼夫人的。也許我到死問題還不能解決，那麼就讓後人來論斷吧。”

　　在巴金的呼籲和中央領導胡喬木的關懷下，1982年秋，汝龍搬家至西便門兩所毗鄰的兩居室單元房。

　　那是汝龍最幸福的時光。搬來新居後，汝龍第一時間定做了十個書櫃，進深比普通書櫃厚一倍，一格可同時前後放兩排書。他把“文革”抄走後被歸還的近兩萬本中外文書籍給拉回來，把書櫃擺得滿滿當當。此後近十年歲月，這些貼牆而立的大書櫃陪伴汝龍度過了幾千個寂靜冷清的翻譯之夜。汝龍還買來兩張書桌，在一張書桌上俄文校譯《契訶夫文集》，在另一張桌上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中短篇《兩個我》等三篇小說。

　　此時他雖已暮年，但雄心勃發，“心情特別愉快”，打算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並准備寫一篇闡述契訶夫作品意義和價值的文章，但健康狀況下滑，終至重病纏身而未能實現心願。

　　1985年，巴金去西便門的家里看汝龍，汝龍見到巴金驚喜難抑，他對巴金說：“以前我總認為我比你年輕，能比你多活幾年，打算把你沒有譯完的《赫爾岑回憶錄》接着譯下去。現在看來，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這是巴金與汝龍的最後一面。

　　漣漪

　　“父親談起契訶夫來，簡直就沒個完”

　　兒子和女兒私底下管父親叫“苦行僧”，這位一頭紮進契訶夫文學世界的翻譯家，新中國成立後靠翻譯掙得了10多萬元的稿費，可他省吃儉用，一輩子沒出去旅游過，連下樓散步都覺得是浪費時間，整日待在七樓上，修改、校對契訶夫的譯文。至其病重，他對花錢看病吃藥都很吝嗇。住院時，他總向家屬詢問醫療費，並暗自歎息：“這點稿費都丟在醫院里，太可惜。”

　　但汝龍並非吝惜金錢，他生前就有遺囑，要把自己的稿費全部捐獻，用于建立一個青年翻譯文學基金。

　　汝龍不僅自己愛翻譯，還積極培養後人對翻譯的興趣，給晚輩講課從不收取任何報酬。余永定就是受其教誨的晚輩之一。上世紀60年代末，余永定因在“文革”初期公開反對林彪，被工廠“內定”為反革命。政治上的壓迫反而激發了他學習的熱情，便主動找上門請教汝龍。

　　汝龍爽快地答應了他，此後幾乎每個禮拜，余永定都到汝龍家去求教。每次進家門，余永定看見的都是同一幅畫面——汝龍在伏案工作。每次他都带來近一百個語法問題，汝龍至少要三個多小時才能回答完。遇見很多抽象的詞，汝龍就用打手勢和表演的方式來解說——余永定記得那時候在看斯蒂文森的《金銀島》，其中的海盜對話晦澀難懂，汝龍就模仿海盜的聲調來朗讀，讓其體會。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了7年，直到1979年他被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

　　不同的翻譯家對待譯文風格都有自己獨到的理解，汝龍則非常強調情感的作用。他常說“文學就是人學，是研究人的世界觀的，是描繪人世間悲歡離合的;文學翻譯不僅要耗費腦力，更要耗費感情。你要想感動讀者，你自己就要加倍地投入感情，你翻譯出的小說才能感人肺腑。”

　　二女兒汝宜陵和女婿史永利，曾在汝龍指導下，翻譯過契訶夫妹妹瑪麗雅寫的回憶錄《我的哥哥契訶夫》。汝龍手把手地教他們如何查字典，如何通讀原文，如何理解作品背景……他談到，契訶夫的文筆與其妹妹的應有所不同，瑪麗雅寫哥哥是带着崇敬之心的，契訶夫讓妹妹當他的遺囑執行人，她終身未嫁，兩人感情最深……“父親談起契訶夫來，簡直就沒個完”。

　　汝龍對子女要求嚴格，最恨不上進。他常對孩子說，契訶夫最痛恨的就是平庸的市儈，碌碌無為地過一輩子，他特別希望孩子們不要受到社會庸俗風氣的侵染，全身心投入到事業中。

　　在汝龍心中，希望四個孩子都能搞翻譯，但最終大女兒在離北京200多里的一個小縣城當物理老师，小女兒在中學當英語老师，兒子則是北京师范大學的歷史老师，只有二女兒的工作和翻譯“沾點邊兒”——在美國俄亥俄大學從事比較文學的教職。兒女們清一色都是教書匠，這不知是歸于汝龍自甘清貧的家教，還是一種巧合?

　　幾個孩子都怕他。女兒汝宜京印象里，父親愛笑，卻是個暴脾氣的人，對孩子“各種看不上”。兒子汝企和眼中，汝龍這位家庭生活的“指揮官”，在孩子的人生選擇中留下極深烙印。他不能忘懷，1977年底，自己已在黑龍江兵團“軍墾”了九年，四人帮已粉碎，但他卻無機會回北京。家里一直在為其辦“困退”(即以家里生活無人照料為由，要求調回插隊的孩子)。此時1978年高考消息傳來：“老三屆”仍可報考。

　　汝企和這時收到父親說辦理“困退”失敗的來信，走投無路的他只剩下考大學一條路回京。他連日苦讀，最終考取北师大歷史系。回家後才得知，高考前半年，他的“困退”辦成了，但汝龍擔心他一回北京就無心學習，就隱瞞了這件事。

　　汝企和事後百感交集。

　　尾聲

　　那片柔和碧綠的燈光

　　1990年6月，汝龍病重，但仍堅持在病榻上校對譯稿。

　　在契訶夫逝世後很長時間內，報紙上充斥着“企圖貶低契訶夫的世界意義”，“讓他的名字和那些黃色刊物扯上關系”(高爾基語)的文章，一些資產階級文學批評制造出契訶夫是“黃昏的謳歌者”。國外不少“權威”把契訶夫說得消極悲觀，但汝龍認為，契訶夫是積極的，熱愛美好新生的事物，憎恨庸俗腐朽。汝龍想在論文中駁斥這些看法，但最終仍未寫成。直至住院昏迷，他仍喃喃自語，說他和他弟弟在林陰道上散步，他口授，由他弟弟寫下來……未能寫成一篇研究契訶夫的論文，成為汝龍一生的遺憾。

　　汝龍的譯作深得讀者喜愛，“譯文語言流暢、通達、藝術地傳達了原作的風格，讀來耐人尋味，百讀不厭”(引自《中國翻譯文學史稿》)。馮驥才這樣評價：“契訶夫那種感覺——那種悲憫的、輕靈的、憂傷的、精微的感覺只存在于汝龍的字里行間。還有一種俏皮、聰明、絕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龍不可。感覺的事物只能感覺到，尤其是對于契訶夫這種憑感覺寫作的作家，只有能夠神會到作家特有的感覺的譯者，才能去譯，否則一伸手就全亂套。”

　　當然，亦有專家指出，汝龍的翻譯並未百分之百還原契訶夫——經過俄譯英和英譯中的兩次轉換，同契訶夫小說的原貌，已有距離。而汝龍晚年對譯作亦有反思——他覺得把契訶夫翻譯得過于流暢了，契訶夫有很多層次，文風也許應該更“澀”一些。在這個問題上，楊絳先生有言，“譯文里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淨盡。”而汝龍的功勞，是介紹了契訶夫。

　　1991年7月13日，北京剛下了一場夏日暴雨，汝龍受涼發燒昏迷，終于沒有搶救過來。

　　按照他的遺願，所有藏書和全部手稿都捐給巴金提議創辦的現代文學館。汝龍的家里只保留了兩個書櫃，里面放滿了汝龍的譯作。從庫普林的《生活的河流》、安德烈耶夫的《總督夫人》，到高爾基的《人間》、《阿爾莫諾夫家的事業》，以及近年出版的《契訶夫文集》、《契訶夫小說全集》，各種版本的《復活》等。

　　每當走到書櫃前，汝宜京一閉上眼，就仿佛看見了父親那愛笑的圓臉。而停留在汝企和記憶中的，始終是童年時代的深夜，挑燈翻譯的父親屋里，那片柔和碧綠的燈光。

　　新京報記者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