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封實名舉報信打破了小縣城江蘇灌南的平靜。信中稱，當地擔任公職的一對小夫妻，多年前曾冒用他人學籍考入大學。記者調查發現，當年頂替應屆生學籍參加高考並最終化名生活多年的人不在少數。在特殊曆史時期，僅灌南一縣，就至少有千餘人頂替學籍參加高考，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是當地相關職能機構的主要負責人。

　　頂替他人學籍參加高考，一度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產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家在一些考生比較多的省份實行預考制度，只有通過高考前的預考，才能參加高考。而在預考階段，應屆生的過線分數要比複讀生低，複讀生要提高預考通過幾率，學校也有應屆生升學考核壓力，所以，這就共同導致了像孫大勇、汪昌梅這樣的複讀生用頂替應屆生學籍的方法參加高考的現象。

　　很難說，孫大勇、汪昌梅從頂替他人學籍高考中獲得了什么實際利益。照汪昌梅的說法，本來她的成績就非常優秀，“預考成績高出分數線一百多分”，並且，頂替輟學學生的學籍參加高考，也是考前老師基於學校利益的特定安排，與她本人並無關系。

　　其實，對於孫汪夫婦二十年來頂著他人姓名生活的遭際，我反倒覺得也不應一棍子打死：出身貧寒的學子，沒有竊取他人高考成績，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學，並找到體面的工作，但就是因學校的暗中“助攻”、高考制度的不完善與戶籍管理的松懈，才導致了他們一直活在他人影子之下，終究不能以真面目示人。

　　而這正是很多農家子弟的搖晃人生。他們目標清晰，命運卻往往“沿洄難住”，充滿了極大不確定性。一旦有捷徑可走，他們往往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當汪昌梅的老師讓其簽字時，她自然知道這是頂替他人學籍考試。但在命運面前，她很難去拒絕。

　　所以，套用一句爛俗的話，孫大勇、汪昌梅頂替他人學籍參加高考並導致二十年來用別人的名諱生活，是大時代的小插曲。這算不上什么個人悲劇，但足夠讓我們看到，一個時代的高考制度，對每一個想改變命運的人，都有著無可否認的指揮棒作用;學校為了升學率，也往往有鑽制度空子的激勵。

　　這是一個曆史遺留問題，頂替別人學籍考上大學的人生也不好過。當個人改變命運的手段始終無法與其周遭的制度咬合，也注定一些人只能在努力之外，寄希望於更務實的途徑來改變命運。跟那些靠拼關系、拼背景或者拼身體的人相比，孫大勇夫婦頂替他人學籍參加高考，不過是在一只利益大手撥弄下，被動配合著旋轉起來而已。好耶壞耶?時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