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昭楊

        伊斯蘭國”已無法在西方發動大規模有組織襲擊，只能寄希望於被所謂“聖戰”和“複仇”理念所洗腦的單個西方本土極端分子身上。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發動起義攻占巴士底獄，揭開了法國大革命的序幕。從19世紀末起，這一天就被定為法國的國慶日，也是民眾的歡慶日。而在今年7月14日法國國慶日當晚，一輛卡車沖入法國南部海濱名城尼斯觀賞煙花表演的人群中，造成至少84人死亡。據調查，襲擊者是來自尼斯郊區的突尼斯移民，兩天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稱襲擊者是其成員。

　　從2015年1月的《查理周刊》事件開始，到11月13日的巴黎恐襲案，再到此次尼斯恐襲案，短短一年半的時間，法國就遭遇三次極端伊斯蘭勢力主導的重大恐怖襲擊。這還不算被及時挫敗的未遂襲擊案和數起針對個人的襲擊，以及為數更多的尚未被媒體曝光的提前被破獲案件。那么為什么法國成為極端分子的頭號襲擊目標?一般觀點認為法國被瞄准主要因為法國曆史上在中東北非的殖民行徑和近年來在敘利亞、馬裏、利比亞等穆斯林國家發動的軍事幹涉行動讓自己成為伊斯蘭極端恐怖勢力的天然靶子。這種解釋在筆者看來有一定的說服力，但不全面。

　　首先，法國領土上發動的三次重大襲擊在時間和地點上都經過了精心的選擇，恐怖組織既要宣傳其意識形態，同時最大化地制造恐怖效應。近代以來，基於啟蒙運動的傳統和大革命的曆史經曆，法國往往被視為西方政治理念的承載者和弘揚者。恐怖組織襲擊法國，就是為了用死亡和恐懼打擊西方價值觀。比如《查理周刊》慘案中襲擊者明顯針對的是法式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巴黎恐襲的兩大目標法蘭西大球場和巴塔克蘭歌劇院則代表西方休閑娛樂方式。而此次尼斯恐襲案凶手選擇在法國國慶節這個具有高度象征意義的日子發動襲擊，就是要用無辜民眾的死傷公開挑戰法國的政治理念，同時博取最大的轟動效應。

　　其次，對於“伊斯蘭國”而言，襲擊法國不但收益高，而且成本較低，易於實施。2015年9月以來，伴隨著美歐俄反恐空襲的加強和敘利亞伊拉克軍隊的地面反攻，“伊斯蘭國”丟失了近一半的實際控制土地，財源也在封鎖和空襲下瀕於枯竭。“伊斯蘭國”希望通過恐怖襲擊挽回頹勢，振奮士氣。然而巴黎恐襲後，各國都加強了安全和監控措施，“伊斯蘭國”已無法在西方發動大規模有組織襲擊，只能寄希望於被所謂“聖戰”和“複仇”理念所洗腦的單個西方本土極端分子身上。從2015年底的洛杉磯槍擊案到奧蘭多恐襲，再到此次尼斯恐襲都是“獨狼式”襲擊的產物。

　　最後，法國安保工作也存在漏洞，給了恐怖分子可趁之機。日前在法國議會公布的去年巴黎恐襲的調查聽證報告顯示，情報部門犯下重大失誤，巴黎恐襲案凶手中有多人曾經在重點監視名單上，但輕易成功逃脫監管並實施恐襲。另外多起跨國恐怖襲擊案的發生也暴露了法國情報部門和其他國家在合作反恐上漏洞百出。法國安保出現問題很大程度上因為人手不足，比如在情報部門列出的近萬名與極端組織有聯系的法國人中，只有不到2000名得到24小時有效的監視。另外法國民意高度重視個人權利，對於國家權力機構監視個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抗拒，因此法國情報部門一直無法像英美那樣，以反恐理由對本國公民展開全方位的監聽。正因為以上原因，像尼斯恐襲案凶手布哈勒這樣從未有親近極端組織記錄的“獨狼”可以出其不意發動襲擊，據報道，他是在數周之內因連續遭遇離婚和失業問題後，被所謂“複仇聖戰”思想所吸引的，而且很快訴諸行動。有反恐專家認為，尼斯案中恐怖分子如此迅速的“皈依”和行動對任何國家的反恐體系都是艱巨的挑戰。

　　法國總理瓦爾斯在尼斯恐襲後說道：“我們的時代變了，今後法國必須與恐怖主義生活在一起。”此話雖顯無奈，但也道出了恐怖主義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反恐將成為法國人日常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事實。但願法蘭西不再因為恐襲的傷痕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