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都社論

　　“法官只有一個上司，那就是法律”，司法排除幹擾，可能尤其需要警惕打著各種“因公”名號介入的權力操控。

　　事情要從幾個月前說起，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最高檢萬字報告中提到了唯一一起領導幹預司法的典型案例--湖南益陽原市委書記馬勇“協調”案件、多名司法人員因此被追刑責。日前，報告中提及的系列司法腐敗案12名被告人的審理全部結束，相關領導幹預具體命案導致輕判的案情細節被披露。有公訴人稱，為了開脫凶手罪責，公檢法“一條龍”服務。

　　領導幹預司法要被記錄、通報和追究，這是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部分表述，隨即推出的具體化制度設計以及公布的典型案例，在嘗試確立一種規范，那就是對權力幹預司法說“不”，而且是制度化地、鄭重其事地說“不”。益陽原市委書記馬勇幹預司法案，在最高檢報告中被詳細點出，此時藉由案件審理所披露的幹預詳情，讓公眾有機會目睹“領導幹預司法活動”的具體表現，從個案出發的制度反思相信也更有助於完善具體制度、強化司法本身的抗幹擾性安排。

　　領導幹預司法，究竟有多容易?益陽案例給公眾展示的可能是其中很普通的一角，司法案件進入流程，案中利益相關方輾轉與地方黨政領導取得聯系，市委書記的一個“招呼”通過一個飯局輕松傳達到偵控審各方，隨即啟動的重罪輕判努力，幾乎勢不可擋，有偵查機關提供的立功減刑機會，有公訴方的違規降級起訴，有審委會“力挽狂瀾”減少基准刑70%的從輕判刑，還有檢察機關明知重罪輕判但卻不抗訴。合議庭判斷在審委會被輕松否決，審委會成為所謂“案外因素”橫行的場所。庭審虛化到如此常態，這是最令人吃驚的地方。偵控審“一條龍”參與勾兌，可以看到，面對地方黨政一把手的幹預舉動，司法機關幾乎喪失所有抵抗，甚至主動配合、借機從中牟利(哪怕只是蠅頭小利)。

　　基於這樣的司法現狀，啟動的省以下人財物統一管理改革，能否最大限度杜絕類似“吃人家嘴軟”的問題，有待實踐檢驗。最大限度的人財物省以下統管，在戒除司法地方化遺毒的努力中，也要警惕省一級黨政依然存在的幹預司法的制度機會。益陽案例中，可以看到涉案司法人員的“委屈”，不可能因為1萬元和幾條香煙去徇私枉法，“我沒有這么廉價”，類似的辯解恰恰反映出，因小恩小惠(以及存在更大壓力的領導招呼)而司法輕松失守，本案並非特例，被消解、稀釋和常態化的司法違規，可能更令人擔憂。

　　日前，有司法機關負責人在介紹抵制關系案、人情案經驗時提及，“不因私對案件打招呼，否則自願辭去院庭長職務”，這裏面出現的一個概念是“因私打招呼”，對應的是否還有“因公打招呼”?結合益陽案例來看，市委書記的“招呼”、層層暗示以及傳達到偵控審機關的所謂“案外因素”，表面看就有某些“因公”的痕跡。“被告人家屬對當地經濟有重大貢獻”，類似理由可以在檢委會、審委會上堂而皇之提出進而左右案件走向，金條、高價香煙、神秘飯局被相對拿得上台面的此類“因公因素”包裹得嚴嚴實實。

　　司法就是司法，幹預就是幹預，不存在因公幹預和因私幹預的區別。“法官只有一個上司，那就是法律”，司法排除幹擾，可能尤其需要警惕打著各種“因公”名號介入的權力操控。對此能否不分情況、毫不例外地予以記錄、通報和追責，考驗新制度的剛性與零容忍。

　　益陽案例成為領導幹部幹預司法的典型，但即便如益陽這般生動的個案，也並非獨立存在、被發現和被查處，有關部門是在查辦市委書記貪腐問題時意外發現此幹預司法案件。官員(尤其是地方黨政主官)會否單純因為幹預司法而被拎出來，記錄、通報和追責?司法回歸專業、排除幹擾，是一個系統化的制度改革過程，法檢人財物從地方剝離、獨立出來，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都需要借助益陽這樣的案件去反複驗證改革的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