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文嘉

　　一旦確立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的原則，一旦真正把“以人為本”作為行政倫理和硬性標准，以前所謂的“不好辦”“太複雜”“難落地”就都成了托詞。

　　公安部、發改委、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等12個部門於近日聯合出台了《關於改進和規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證明工作的意見》，明確了公安派出所出具證明材料的范圍。要求，“凡是公民憑法定身份證件能夠證明的事項，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證明”、“無法律依據不得讓群眾到派出所開證明”。

　　《意見》並不長。落在紙面上的，是應由派出所開具和不需要由派出所開具證明的29種具體情形，解決的是“要不要開”“能不能開”的問題;落在紙面外的，則是一場關系12個部委的配套改革，解決的是“由誰開”“怎么開”的問題。和以往簡政放權的改革一樣，看似一張紙的存廢，背後卻涉及部門職能的理順和權力清單的厘清。

　　這項改革備受關注，有民意長久鋪墊的原因。去年此時，兩地派出所怒斥奇葩證明的新聞正在輿論場上翻滾。一則是，湖南一67歲老人因老年證丟失，被要求到派出所開具“丟失證明”。負責此事的冷水江同興派出所喊話當地民政局：“純粹是增加老百姓補辦證件的麻煩”“多為老百姓幹點實事吧”。

　　另一則是，雲南一位28歲的女士在外地買房時，被要求到老家派出所開具“無犯罪前科證明”。鹽津縣普洱鎮派出所民警在開具證明後附言批評：“老百姓買房也要無犯罪前科，難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買房嗎?貴單位憑什么立此項規定?”兩家派出所的犀利點評，都曾收獲點贊無數，都曾被評價為為民代言。民眾長期為奇葩證明所苦的情況，在這兩樁新聞所引發的輿論中可見一斑。

　　當時曾有評論感歎，“讓老百姓少走彎路，不能僅靠派出所喊話”。現在正好一年過去，力圖變“喊話”為制度的改革開始落地。這可以看成簡政放權進程中一個自然而然的步驟，也可以看成對公眾訴求的回應性改革，但不管怎么說都透露出一種社會治理思路的轉變：從以證管人、以證控業轉變為以證服務;從以管理部門為本位轉變為以服務對象為本位。

　　近期類似的改革並不少。7月初，北京、上海開始受理身份證異地補辦，身份證異地受理制度開始落地;7月中旬，權威消息稱，國家將在取消319項職業資格基礎上，再精簡合並撤銷一批職業資格，讓取消的數量達到國務院部門設置職業資格總量的70%。說起來都是幾紙證明的事兒，但背後的治理思路不同，效果上就有了“惠民”和“擾民”之分。

　　這也說明，一旦確立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的原則，一旦真正把“以人為本”作為行政倫理和硬性標准，以前所謂的“不好辦”“太複雜”“難落地”就都成了托詞。建設基礎信息庫、構建信息共享制度的技術性問題不再是問題，打破部門之間的壁壘、按新的治理方式理順職能也不是達不到的。公眾日常生活、學習、就業、創業、辦事的觀感是一把尺子，這把尺子要真能硬起來，大概任何政府部門自身的“不便”和“麻煩”最終都能有辦法消化掉